论文代写

“Weibo is the future, instead of blogging,” he predicted. “A tiger’s head and a snake’s tail.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最慘是作家參加 literary gathering之類的集會。大家等人讚他們的書,多難為情!還有作家同 editor談論自己的書──不知道聽的人多麼厭煩。

 讀者所想像的「作家」總是同他本人不同,多半要失望。

 女明星、女演員見我面總劈頭就說:「我也喜歡寫作,可惜太忙。」言外之意,似乎要不是忙著許多別的事情——如演戲 ——她們也可以成為作家。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親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講給母親和姑姑聽的,那時我還小,他以為我不懂,那知道我聽過全記住了。寫出來後他也看見的,大概很氣──只能怪他自己講。.   第四部分是張愛玲與宋淇、 鄺文美的 書信選錄。首三部分其實只概括了他們友情的頭廿年,一九七六年後,彼此雖尚有廿年交往,宋、鄺二人卻再無片言隻語發表。所以我決定從家藏的六百多封信函 ( 一千四百餘頁,超過四十萬字 ) 中編錄部分內容,輯成此書的最後一個部分:選取的信札始於一九五五年張愛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蓋了他們交往的各個時期,而所編選的內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為主。看這些信,你也許會驚嘆朋友竟可互相信任到這個程度: 例如一九八七年有幾封關於〈續集自序〉的信,就證明那所謂“自序”原來由宋淇代筆,張愛玲只輕輕改動了一兩字。你有這種朋友嗎?.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

  十几年前,张爱玲热最甚的时候,两岸三地出了很多书。那时候,《小团圆》还不为世人所知,诸多情感写手逮着机会,狠狠地消费了一把张爱玲,对张爱玲去国之后的境遇与感情生活大书特书。台湾出版的几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因为有诸多真实的交集,以及面对面的访问,诸如王祯和、水晶、戴文采、潘柳黛等人的相关文章,有些阅读的价值。但这时候的张爱玲与世人还是相当隔膜的。即便是王祯和等人的回忆式文字,也都是断章,尽管与张爱玲有丝丝缕缕的关切,依然无法全面细致地还原她的面目。

  五年前,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推出了《小团圆》,一石千浪,很是热闹了一把。人们主动忽略了作为小说的《小团圆》,而不由自主地将它目为她的自传。两岸三地围绕这本书,诞生出很多索隐大师。一直到《张爱玲私语录》面世,七嘴八舌的声音才小了很多。大概因为这本书让世人看到张爱玲细碎日常的生活,辛苦、心酸、快乐、奔波这,也许出乎很多张迷的想象。

  张爱玲1952年7月离开大陆,是年底,因应聘美国新闻署香港新闻处的翻译岗位,结识宋淇、邝文美夫妇,相交近40年。在张爱玲1955年秋离港赴美后,他们便开始漫长的书信往还。《张爱玲私语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张爱玲与宋家的书信。书里的第一封信写自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刚刚离港,内容是自己的所见所思,以及乍然分手时的感伤,“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在众多的书信中,还有更多更细的小女人的一面,比如她总是礼貌地问候收信人的生活、身体、健康、工作的烦忧、家庭的境遇,得体、仔细、不惮繁琐。能创作精巧、凛冽的作品的那个传奇女作家不见了,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中与爱人相顾无言的民国女子也不见了,生活让她自觉还原成一个为琐事一再叮咛的小女人,为省100美元愿意拖延到一周后航班的小女人一个愿意照顾友情而变得温婉的张爱玲,一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却很乐意与朋友分享快乐与成就的张爱玲。

  这真令人感觉惊奇,好像我们就住在她家隔壁,对她的日常生活几乎一目了然(我相信所有的张迷都会像我这样,且惊喜且着迷)。她对服装很讲究,哪怕在她最困顿的岁月,也没有停止过对服装的要求。而在她得闲并且经济略微宽裕时,买衣服做衣服成了书信的主题,她耐心而仔细地在信中画出服装的图案,并标明尺寸,拜托宋太太买料子、找裁缝、改腰身

  求人办事的张爱玲一点也没有拒人千里的架势了,她兴致好的时候,写信像闺蜜一般的絮叨。这与她晚年拒不见人甘于寂寞判若两人。事实上,1956年初秋她与赖雅结婚,直至1967年10月赖雅去世,其间,张爱玲对文学依然充满了企图。在她最艰难的1960年代初,她的创作刻苦而勤奋,并且坚信自己会在某一刻时来运转。

  在1956年8月19日的信里,张爱玲告诉邝文美,她与赖雅结婚了。张爱玲牛在哪里呢?除了她的作品、才华,其实也体现在她对婚姻的选择上,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与赖雅做夫妻的11年,恰好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窘迫最贫穷的岁月,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开始出版她的系列作品,张爱玲的经济状况从此好转。

  到了1970年代,50岁的张爱玲与比她大一岁的宋家夫妇不约而同地面临着病患之苦。他们之间的鸿雁往来更多地是谈病、谈手术、谈为彼此的担忧与揪心,并且通信开始变得稀疏。大约张爱玲自觉老境已至疏于动笔了。《张爱玲私语录》 从诸多的侧面反映出敏感、细致、有人情味的张爱玲,却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侧重于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关于张爱玲创作与生活的信札没有收录在内。这真令人遗憾,据说还在整理中,日后也许能见到。. 「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這幾句話的原意,受過幾年「你好嗎?」普通話訓練的中文非母語讀者也不一定猜得出來。
“A scholar knows w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without going out of his door”. 从已公布的张爱玲书信中我们知道,在美频繁的搬家过程中,张爱玲的作品有多部遗失,如两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1966年12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不知是什么内容,也不知后来是否补写;“正在写的一大卷稿子”搬家时丢失,庄信正疑为《对照记》的初稿,后张爱玲“凭记忆写出来”;部分《海上花》英译稿迁徙中遗失,后来的译稿全璧或为补译(后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浦丽琳女士在张爱玲遗稿中发现并出版,英文名《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张爱玲从1983年到1991年因虫患频繁搬家,有一段时期是几天换一个汽车旅馆,随身东西大量丢弃,其中也不乏文稿,所以才有台湾记者戴文采淘垃圾之举。如果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安定些,或许会有更多传世的作品吧。. 张爱玲在日本

  张爱玲在1953年二、三月间给宋淇的书信中,谈到1952年11月“我到日本去了一趟又回来了”,试图通过在日本的好友炎樱找工作。我们知道,胡兰成自1950年起就居住在日本,此时张爱玲跟胡兰成分手没几年,而且胡已彻底伤了爱玲的心,张爱玲到日本肯定不会去见胡兰成。那么,张爱玲此趟日本之行都去了哪里?都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呢?

  张爱玲在1966年5月7日致夏志清的信上,提到1952年重进港大“读了不到一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个月后回港”(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1997年4月)。但没有说在日本的具体行程和见闻,所以我们不曾知晓。上世纪五十年代,跟张爱玲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当属宋淇夫妇,在已公布的书信和宋淇夫妇的文稿中,也没有详细记载。

  那么,张爱玲此行的一个关键人物——炎樱,对此有无记录呢?炎樱因为张爱玲才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人物,本人并不擅写作,自然文字不彰。炎樱后来也从日本来到美国,并同张爱玲一起拜会过胡适先生。炎樱于1997年10月在美去世,晚于张爱玲两年。可惜没人在炎樱生前进行“抢救性发掘”,使得这么个资料库湮没无闻。我们见到的资料,唯有《张爱玲与赖雅》的作者司马新在旧金山见过炎樱,见面前通过电话,见面后也保持着联系,“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她,说不幸有个坏消息要报告,她马上猜到了,当下在电话那端饮泣起来”。但司马新没有更多的采访,张爱玲在1966年后的所有书信中也没提过炎樱。难道女人间的友谊就这么脆弱?还是有什么别的变故?连带着我们也无从知晓张爱玲日本之行的具体行踪了。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公布更多的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书信了。

  张爱玲遗稿终归何处

  张爱玲遗嘱指定由宋淇、邝文美夫妇处理其遗物。1995年张爱玲离世后,十四箱遗物从美国运到香港,其中有相片、证件、衣物,以及未曝光的作品原稿与残稿,还有大批信件。目前十一箱存张爱玲合作几十年的台湾皇冠出版社,三箱存宋家。

  宋以朗在《小团圆》前言及《张爱玲私语录》前言中说,四十年间其父母与张爱玲往还书信共六百封左右,这还不包括因双方多次搬家中遗失的部分早期信件。庄信正还说过,他在张爱玲住处见到的照片远多于后来问世的《对照记》,遗物中的更多照片能否问世也是广大张迷所关注的。

  那么这些张爱玲遗稿最终能否公布以便专家、整理研究,就像《蒋介石日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供研究之用?

  我想,保存在大学供研究之用应该是最好的归宿。那么按照与张爱玲的渊源,香港大学当属首选。1939年至1941年张爱玲曾在香港大学读书,其间的经历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另外,香港大学于2007年10月15日曾举办“张爱玲的香港传奇(1939~1941)”展览,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及教授陈婉莹表示过,香港大学愿意保管这批文物,作为研究的档案。宋以朗对港大的保存条件也感到满意。

  旅美学者张错1997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成立了“张爱玲文物特藏中心”,那时宋淇刚去世,邝文美曾送去两箱张爱玲的遗稿,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还从中细致地发现了《海上花》的全部英译初稿。

  还有,保存在台湾的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也算是一个较好的处所。因为《张爱玲全集》就是由这家出版公司在四十年间不离不弃的坚持中出版的,不断地督促不仅催生了许多可能湮没的作品,版税收入也极大地改善了张爱玲的在美生活,况且现在就有十一箱遗物保存在皇冠,都汇集在那里逐项整理不失为一个办法。

  不管怎样,因香港、台湾、美国相距遥远,这些遗稿分散各处总不是办法。宋以朗先生也表示,只要清楚地知道这些遗物会被怎样保存及作何用途,若双方意见即合,他愿无偿把它们捐出来。.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上)

《張愛玲私語錄》中提到了一段往事:那是一九五七年,張愛玲編劇的一齣電影《情場如戰場》在香港上映,她的好友鄺文美在電影公司「電懋」旗下的《國際電影》雜誌,以「章麗」署名,撰文〈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為電影宣傳。用通俗的術語說,那篇文章是一篇宣傳稿,俗稱蛇稿,又稱鱔稿,是推銷行為的一項文字產物。這篇「蛇稿」刊登了之後,張愛玲回信戲謔說,即使那是鄺文美次佳之作,也已經十分滿意。如張所言,寫這種文章,的確「看如容易卻艱辛」。

筆者以前在音樂製作及傳媒機構工作過,頗認識寫鱔稿這個工種。我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用過很多連自己都記不清楚也不敢相認的筆名,在大小報章、各類期刊寫我公司產品的推介文字。這些蛇稿,一個人就算懂得撒豆成兵地化出很多筆名去寫,大概還會寫得很單一和很片面,於多角度和多趣味上常覺力有不逮。所以,我其中一項職責,便是帶備產品,拜訪報章雜誌的專欄作者,請求他們為音樂產品做點「評論」。

這些專欄作者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頗寬和的,如果產品不太爛,他們都會在專欄寫寫,給你的產品曝曝光,語氣不慍不火,反正他們也要找題目去爬格;另一類作者比較性格強悍,個性鮮明,要讚要彈,都是他們自己的神聖領域。

老實說,組織寫宣傳稿這個工種,雖然暱稱劏蛇、劏鱔,但依然有些底線要守,某些高地要立的。譬如是,寫推介文字,怎都要找些賣點、取些新穎角度、引申一些趣味等等。老一輩的娛樂記者和專欄作者,很多文筆都好,性情也很寬和仁厚,有些和歌星、影星等知名人士還樹立起很好的交情,遇上知名者發生了難堪的事,他們也可以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底下,不用打起「讀者有知情權」的幌子,來做剝削性的暴露。這是我認識的香港和諧年代。

2010年11月30日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下)

從某些日子開始,擺平輿論,變成了各行各業的共通訴求。這些行業,由最頂的包括了政府、公營機構、服務機構、慈善機構、大企業;中至消費品牌、服務品牌持有人、個別社團;下至小本經營、迫不得已而成為了曝光人物的個別人士,包括意外地出了風頭的人物和迫不得已成為了苦主的新聞人物。

這般現象,大概便因為資訊載體過度膨脹而引致的大勢所趨。

我在九十年代有段很長的時間做了機構人,每天都有同事將當日有關筆者機構的新聞剪報放到我桌上便覽,為防疏漏,自己還會花很多時間速閱十多份報章期刊;遇上不利流言,要想方設法擺平,當然會成為分內的事。後來我真真正正地體驗到,中國人是一個怕是非的民族。所以,那些喜歡算命的人,總要多問一句,他有沒有是非、有沒有小人。那是一種關乎國情的「特產」。

暢所欲言而又能言之有物,文字生動而又流暢可人,那大概已經成為了一種舊價值。一九五七年,應該是鄺文美的文字走運的一年,這麼多年後,一篇蛇稿仍然可以挺拔,為研究一代小說家提供了鱗光片羽的資料,並且以其流暢悅目的文筆,看如容易卻艱辛地可堪閱讀。

新世紀一方面要擺平輿論,另一方面卻迅速地捨棄文字和語言。我在所住的地方到鎮上走走,一條街頭到街尾的食肆、小食店,幾乎每一家都有張貼報章傳媒為他們劏鱔的剪報。語言貧乏變成了時代特色,譬如說,推介飲食的節目和文章,會說食物很有口感、很爽口、食豬有豬味(難道會有東星斑味?)。

墨西哥籍導演艾力謝高.高沙里斯.依拿力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於二○○六年拍了一套《巴比塔》(Babel),談現代人溝通的失效,頗受推崇。香港是一個商務社會,行銷是日常生活,只是每個年代,便用上不同的推銷語言和行銷風格,我只是覺得,就算只是商務溝通,我們也愈來愈住進了巴比塔。.   第四部分是張愛玲與宋淇、 鄺文美的 書信選錄。首三部分其實只概括了他們友情的頭廿年,一九七六年後,彼此雖尚有廿年交往,宋、鄺二人卻再無片言隻語發表。所以我決定從家藏的六百多封信函 ( 一千四百餘頁,超過四十萬字 ) 中編錄部分內容,輯成此書的最後一個部分:選取的信札始於一九五五年張愛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蓋了他們交往的各個時期,而所編選的內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為主。看這些信,你也許會驚嘆朋友竟可互相信任到這個程度: 例如一九八七年有幾封關於〈續集自序〉的信,就證明那所謂“自序”原來由宋淇代筆,張愛玲只輕輕改動了一兩字。你有這種朋友嗎?. “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wet nurse. ” It remains a personal interest to maintain it. But his ESWN website was blocked and labeled anti-China and anti-Communist Party, he said. 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一)《秧歌》;(二)《赤地之恋》;(三)Pink Tears;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有点像韩素英的书——不过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她是个second rate writer ,别的主场等却没有关系。我从来不觉得jealous of her ,虽然她这本书运气很好,我可以写得比她好,因为她写得坏,所以不可能是威胁,就好像从前苏青成名比我早,其书的销路也好,但是决不妒忌她。(五)《烟花》(改写《野草闲花》);(六)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还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moon-face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许有些读者不希望作家时常改变作风(They expect to read most of what they enjoyed before),Marquand 写十几年,始终一个方式,像自传——但我学不到了。. 张爱玲1969年7月至1971年6月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两年研究,这个职位的前两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后由夏志清力荐,陈世骧先生出面邀请而成。据庄信正介绍,这个职位的工作是收集大陆报刊上的常用词语,做一些解释,编成词语汇编,然后写成分析和论述的专题论文。我想这类似美国研究中国的智库工作。比如庄信正就出版过一本《邓拓与燕山夜话》,夏济安也出过一本小册子《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rople’s 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年出版)。所以庄信正见到当时大陆的有关资料尤其是“文革”的资料就会寄给张爱玲。而从通信中我们知道,张爱玲这时一边做《红楼梦》考证,一边兼及研工作。到任职近于结束时,张爱玲交来的文稿却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而不像以前的学术论文的写法。对此,陈世骧不满意,张爱玲也感觉很无辜,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是不跟人谈这些的,要你自己写的东西被接受”。张爱玲肯定是用她最擅长的感性的写作方式,后来却因文稿不符合论文格式未予出版。我估计这是几任研究人员中唯一未出版研究结果的一次。.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最慘是作家參加 literary gathering之類的集會。大家等人讚他們的書,多難為情!還有作家同 editor談論自己的書──不知道聽的人多麼厭煩。

 讀者所想像的「作家」總是同他本人不同,多半要失望。

 女明星、女演員見我面總劈頭就說:「我也喜歡寫作,可惜太忙。」言外之意,似乎要不是忙著許多別的事情——如演戲 ——她們也可以成為作家。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親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講給母親和姑姑聽的,那時我還小,他以為我不懂,那知道我聽過全記住了。寫出來後他也看見的,大概很氣──只能怪他自己講。. Although his website has long been blocke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Soong was speaking in defense of a different project at One Way Street Library Beijing, Saturday: clarifying his intention in publishing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acclaimed Chinese writer Eileen Chang, despite growing criticism. Chang, best known for her works set in a 20th-century Shanghai of Oriental myth – steamy, corrupt tales set amid the mahjong tables, opium dens and treacherous affairs of the sleazy 1930s city – shared links with Soong’s parents for over 40 years, as the 61-year-old Soong pointed out. ” It remains a personal interest to maintain it.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

  十几年前,张爱玲热最甚的时候,两岸三地出了很多书。那时候,《小团圆》还不为世人所知,诸多情感写手逮着机会,狠狠地消费了一把张爱玲,对张爱玲去国之后的境遇与感情生活大书特书。台湾出版的几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因为有诸多真实的交集,以及面对面的访问,诸如王祯和、水晶、戴文采、潘柳黛等人的相关文章,有些阅读的价值。但这时候的张爱玲与世人还是相当隔膜的。即便是王祯和等人的回忆式文字,也都是断章,尽管与张爱玲有丝丝缕缕的关切,依然无法全面细致地还原她的面目。

  五年前,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推出了《小团圆》,一石千浪,很是热闹了一把。人们主动忽略了作为小说的《小团圆》,而不由自主地将它目为她的自传。两岸三地围绕这本书,诞生出很多索隐大师。一直到《张爱玲私语录》面世,七嘴八舌的声音才小了很多。大概因为这本书让世人看到张爱玲细碎日常的生活,辛苦、心酸、快乐、奔波这,也许出乎很多张迷的想象。

  张爱玲1952年7月离开大陆,是年底,因应聘美国新闻署香港新闻处的翻译岗位,结识宋淇、邝文美夫妇,相交近40年。在张爱玲1955年秋离港赴美后,他们便开始漫长的书信往还。《张爱玲私语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张爱玲与宋家的书信。书里的第一封信写自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刚刚离港,内容是自己的所见所思,以及乍然分手时的感伤,“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在众多的书信中,还有更多更细的小女人的一面,比如她总是礼貌地问候收信人的生活、身体、健康、工作的烦忧、家庭的境遇,得体、仔细、不惮繁琐。能创作精巧、凛冽的作品的那个传奇女作家不见了,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中与爱人相顾无言的民国女子也不见了,生活让她自觉还原成一个为琐事一再叮咛的小女人,为省100美元愿意拖延到一周后航班的小女人一个愿意照顾友情而变得温婉的张爱玲,一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却很乐意与朋友分享快乐与成就的张爱玲。

  这真令人感觉惊奇,好像我们就住在她家隔壁,对她的日常生活几乎一目了然(我相信所有的张迷都会像我这样,且惊喜且着迷)。她对服装很讲究,哪怕在她最困顿的岁月,也没有停止过对服装的要求。而在她得闲并且经济略微宽裕时,买衣服做衣服成了书信的主题,她耐心而仔细地在信中画出服装的图案,并标明尺寸,拜托宋太太买料子、找裁缝、改腰身

  求人办事的张爱玲一点也没有拒人千里的架势了,她兴致好的时候,写信像闺蜜一般的絮叨。这与她晚年拒不见人甘于寂寞判若两人。事实上,1956年初秋她与赖雅结婚,直至1967年10月赖雅去世,其间,张爱玲对文学依然充满了企图。在她最艰难的1960年代初,她的创作刻苦而勤奋,并且坚信自己会在某一刻时来运转。

  在1956年8月19日的信里,张爱玲告诉邝文美,她与赖雅结婚了。张爱玲牛在哪里呢?除了她的作品、才华,其实也体现在她对婚姻的选择上,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与赖雅做夫妻的11年,恰好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窘迫最贫穷的岁月,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开始出版她的系列作品,张爱玲的经济状况从此好转。

  到了1970年代,50岁的张爱玲与比她大一岁的宋家夫妇不约而同地面临着病患之苦。他们之间的鸿雁往来更多地是谈病、谈手术、谈为彼此的担忧与揪心,并且通信开始变得稀疏。大约张爱玲自觉老境已至疏于动笔了。《张爱玲私语录》 从诸多的侧面反映出敏感、细致、有人情味的张爱玲,却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侧重于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关于张爱玲创作与生活的信札没有收录在内。这真令人遗憾,据说还在整理中,日后也许能见到。. The writer of Love in the Fallen City and Lust, Caution, later adapted into a movie by Ang Lee, had a life beset with its own tragedies. Begun by Soong with a seven-member judging panel, the five-year project will encourage more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ang, with a million yuan fund. 在這段有一貫「張愛玲筆觸」的描述裡,問題不在邏輯,而是知覺(perception)的障礙──即便第一波描述不足論斷,第二波即是典型的「妄想性蟲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罹患此症的病人相信有某種動物在身上四處爬動,雖然看不見,卻能清楚描述它。至於張堅信隨她搬遷的跳蚤一次又一次縮小至接近細菌大小,精神病理學稱為「次發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為解釋其他病態性經驗──跳蚤騷擾的體幻覺(somatic delusion)所產生的(注13)。.   張愛玲就那麼不喜歡電話?不見得吧:
  
  「寫完一章就開心,恨不得立刻打電話告訴你們,但是天還沒有亮,不便擾人清夢。」-《張愛玲私語録•寫作》
  
  在張愛玲的小說裡頭,用電話對白串聯的情節又是何其多也?猶其是《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頭,,她甚至於連電話邊上人物的動作手勢都描述得生動若現:
  
  「曼璐只管沉沉地想著,把床前的電話線握在手裡玩弄著,那電話線圓滾滾的像小蛇似的被她匝在手腕上。」-張愛玲:《十八春》
  
  即便,祇是讀著《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頭阿小那左一聲右一聲的「哈羅?是的密西,請等一等。」讓人也會不禁失笑。張愛玲真是那麼不喜歡電話嚒?不是的,「閑話對景」很重要,然而,那一個年代對於張愛玲來說,「閑話」不「對景」的訪問者太多了,於是乎,張愛玲的不喜歡電話就成了一個故事。其實,對於當年那一個獨居異國他鄉公寓的張愛玲來說,能夠與遠在香港的宋淇鄺文美夫婦或則其他朋友經常通上一個電話該有多麼好啊。.    当时我只知道收入《小艾》删改稿的《余韵》及时出版、《余韵》书前发表了张爱玲《关于〈小艾〉》手迹(摘自1987年2月19日致宋淇信,此信《私语录》未选摘)和《〈余韵〉代序》实际出自宋淇之手,完全不知道宋、张之间为此反复讨论,宋淇夫妇为了张爱玲作品的传播和文坛影响,再三斟酌,煞费苦心;更不知道张爱玲《续集》的出版也与此有关,书前的《自序》其实也是宋淇代笔,只有《自序》起首制版的手迹“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来的意思。虽然并没有修正过,近年来写得很少,刊出后经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才是张爱玲自己的文字。有趣的是,宋淇认为拙作评《小艾》文代表了“大陆方面的态度”是一个“计谋”,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对张爱玲佚作感兴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只是在表达我个人的观点而已。数年之后,宋淇复长信热情回答我关于宋春舫藏书下落的提问,想必对我的身份已经了然。然而,时隔二十多年,我仍应为自己无意中给张爱玲和宋淇夫妇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深感抱歉,同时也要为此举客观上促使了张爱玲《余韵》和《续集》的问世而深感庆幸。

  《私语录》的出版是张爱玲遗稿和佚著整理出版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表明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诚然,此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能在《张爱玲语录》中注明宋淇当年所辑录的部分以示醒目,但此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开启了张爱玲研究的新空间,积极意义不容置疑。它也再次提醒我们,现存绝大部分张爱玲传记包括评传都必须重写。. 還有最最令人不忍的「蟲蟲危機」。

與之對比的是美滿的俗世夫妻宋淇與鄺文美,永遠都那樣熱心腸地對她、為她,一片赤誠地想『build her up』,溫柔敦厚鞠躬盡瘁只為愛惜她的才華。鄺文美是個可愛的女子:『現在我總算學會了一些治家的小技能-包括獨自上街買餱,而且不以為苦。』苦中作樂教人心折;『我們現在的想法是兩人病後餘生,今後的日子全是撿來的。』又這樣豁達有智慧。書信一開始因為只有張愛玲單方面(單相思?!)獨白,簡直不明白她為何如此誇張地讚美、歌頌Mae,直到後來她的文字出現,才明白此人果然是極有修為的女性,也真懂得體諒張愛玲--我想宋以朗大概也很以父母為榮,才費心整理出版這些書信吧。

宋淇也是個不可思議、坦蕩蕩的君子,他形容自己兒子:『大概有點天才,人很怪,沒有什麼朋友,思想很有深度,英文寫得好得不得了。』全是就事論事,對張愛玲更是愛之深責之切:『看你忽然膽小起來,只想向容易的路上走,真覺得沒有出息。』好一個諍友!還有這一句:『凡有建築物,尤其舊樓,凡有人居的地方一定會有螞蟻。下次不可再如此驚慌;焉知新郵箱沒有螞蟻?』如此殷切是怕再度失聯,是真的很關心才開口訓誡。但又那麼一心一意、兩肋插刀、幾乎失了原則地幫她:『只好硬著頭皮,代擬了一篇短序,特為隔行抄,以便你刪改。如你有時間,可以加以改寫,如沒有充裕的時間,則請你將口氣改得像你一點。』為她代筆卻是一點也不居功,而心疼難過則自己收藏:『平信會遺失,掛號信不能收(因為她弄丟身分證),到手後忘了看,看到了又不入腦。想不到一代才女會落到這地步,不禁憮然。她的近況,除你(皇冠編輯陳皪華)外,別人前我一字不提,免得不必要的驚惶。』

我真為張愛玲到老到死都有這樣的摯友愛惜、相挺而欣慰,在她都要放棄自己、棄絕人世的時候,還有人這樣癡心守護著她即使隔著千山萬水,即使永遠都有時差,在空中錯過的信件總還是會遇見。

這些書信往來有著不可思議的甜膩,也有令人動容的真情。也許距離造成美感,但兩方都坦承地暴露自己的短處、陰暗面甚至難堪的身體病痛(看他們兩方交換病痛真是驚心動魄!)。摯友間說的盡是芝麻大的小事,但也只肯對彼此說,飄洋過海的信紙上載著的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小牢騷、遲到的安慰、對過往小事的追憶。張愛玲特龜毛:『別人即使願意聽我也不願意說,因為不願顯得silly或嘮叨。』也因此特別專一:『隔了這些年,還是只要腦子裡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以前也從來沒第二個人可告訴。我姑姑說我事無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要她打開自己的心談何容易?但要達到她對朋友的要求(她無止盡的依賴心其實也是沉重的壓力)更是難上加難

楊照在十月三日與張惠菁對談(張惠菁基本上都語無倫次,楊照其實是和主持人楊澤在對談)<張愛玲的文學成就>時指出,這本書信集讓他更確信張愛玲是想出版<小團圓>的,只是不願意違逆她最信賴依賴的宋淇夫婦。他還提到一點也讓我心有戚戚焉,就是張愛玲在她自己(包括文字)的『小世界』裡的『霸道』,如果不能完全控制便是完全棄絕。那種寧可玉石俱焚也不肯多遷就一分、寧可退到最深處的角落也要求一個完全「自主」的清靜、寧可斷絕整個人世的連結也不要被打擾驚惶(連蟲子都可以嚇壞她),滲透在所有獨白中,讓我心驚、讓我於心不忍。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她是以一個『蒼涼的手勢』告別人世,求仁得仁,當然現在我仍深信她就是刻意選擇這樣的姿態離世,要世人這樣記得她,只是赤裸裸地看見了這個孤絕背影後的無助淒涼,心痛不已。她以生命為代價也要維持那樣的純度與高度,她真的離我們好遠好�

好傷心啊!

當然張愛玲的文字(尤其是散文)是好的,瑣碎中見趣味、滄桑中更見智慧。她當然仍是聰明雋永的,用字遣詞別出心裁卻又極自然,比如:『你整天應付那一班人,在你也許覺得勝之不武』令人會心一笑;『病後的世界像水洗過了似的,看事情也特別清楚』,是冰雪聰明的通透與溫柔。

<語錄>裡的她自然是妙語如珠的:

『書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點是使我近視加深,但還是值得的。』又回到了成名要趁早那時的小女生!

『替別人做點事,又有點怨,活得才有意思,否則太空虛了。』我特別喜歡這樣通透世故的她。

『Everyone should have a little inferiority complex –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people in check, so they wouldn’t get too long-winded and generally insufferable.

论文代写

像林語堂這類作家,真的可以單靠版稅就可以「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愛玲也嚮往這種生活,但 1952年離開大陸後,她追求的東西,衣服和旅遊還是次要,每天面對的卻是房租、衣食和醫藥費的現實問題。她的中文作品雖然繼續有版稅可拿,但數目零星,多少不定。要生活得到保障,只能希望英文著作能為英文讀者接受。這個希望落空了。《秧歌》的書評熱潮,只是曇花一現。 1956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了《赤地之戀》,版權頁內註明: not for Sa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得在英國、加拿大或美國發售」,張愛玲顯然沒有放棄總有一天在歐美國家出版商中找到伯樂的希望。. Begun by Soong with a seven-member judging panel, the five-year project will encourage more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ang, with a million yuan fund. 除了為她提供了創作靈感外, 香港也為張愛玲帶來她下半生兩位最好朋友,宋淇和鄺文美夫婦,也是因為他們的緣故,張的三部自傳小說,還有收錄在《對照記》的《異鄉記》等精采的散佚作品現在才得以出版。宋淇(Stephen Soong)筆名林以亮,在香港電影界、翻譯界均有成就, 曾在香港電懋任職監製,為張愛玲覓得編劇的工作,留下多部電影作品。其後他幾乎是張的義務經理人,促成她在87,88年出版《餘韻》和《續集》,證明她「還在好好地過日子」(《續集》自序),前者的代序是他執筆,連後者的自序也是他代筆為張寫,免得她不知拖到何時,他在給皇冠編輯的信中談到此事,說「否則遙遙無期,大家都給她吊在半空. 【 明 報 專 訊 】 張 愛 玲 寫 英 文 《 少 帥 》 , 完 成 前 七 章 後 擱 下 。 1981 年 12 月 25 日 宋 淇 致 張 愛 玲 信 中 建 議 她 把 這 本 「 以 張 學 良 為 主 角 」 但 「 外 國 人 搞 不 清 ( 書 中 ) 中 國 人 的 『 三 字 經 』 」 的 小 說 「 動 手 譯 成 中 文 」 。 張 愛 玲 誤 以 為 宋 淇 把 《 少 帥 》 題 目 記 成 《 三 字 經 》 , 在 次 年 2 月 1 日 覆 信 中 說 : 「 『 三 字 經 』 是 Stephen( 宋 淇 ) 記 錯 了 , 現 在 『 三 字 經 』 指 『 丟 那 媽 』 等 罵 人 的 話 , 我 不 會 用 作 題 目 。 」.    我们因为六封信怀疑宋淇先生帮助张爱玲的目的性,但宋以朗老师的书信展现出来的事实是——1976年之后,宋淇老师绝口不提与张爱玲的交情,以至于之后张爱玲将遗产交于宋淇夫妇处理,宋淇老师的一位好友感叹“我与你相交多年,竟不知你与张爱玲情谊”。甚至因为宋淇先生的原因,出版社的稿费透支了五年之后张爱玲仍未交出作品,也没有丝毫怨言。我们因为财产的分属去揣测邝文美女士的用意,但我们自己又是否有一位朋友,40年相交可以通信40万字,同为作家却愿意十几年如一日去记录另一位作家的言语片段?
   有人在鲁迅晚年时劝许广平记录鲁迅语录,许广平女士只做了一日,便因之繁琐而弃之。事上有比夫妇更亲近的关系吗?夫妇做不到,密友却做到了。这是怎样一种由心而发的认同和崇拜?
  
  图:宋以朗先生展示自己家里关于张爱玲传记的藏书。  在《小团圆》等多部张爱玲遗稿出版后,很多人质疑宋以朗先生的出发.   《张爱玲私语录》之后,宋以朗还透露了剩余张爱玲遗稿的出版计划。2010年9月将在台湾和香港出版《 The Book of Change 》和《雷峰塔》、《易经》。2011至2012年则计划出版张爱玲的书信全录,预计3卷。此前,在2010年的4月和5月,还分别出版了《异乡记》和英文版的《雷峰塔》。宋以朗表示,密集出版是为纪念张爱玲诞辰90周年。据悉,一系列的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最具看点。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But “ridiculously, I was often called one of the ’50-cents’ army. “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wet nurse.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相隔一年,宋以朗主编的《张爱玲私语录》(以下简称《私语录》)于张爱玲九十诞辰前夕在台港先期推出,我的期待终于实现。《私语录》的编选宗旨,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宣布的,是要力图“弥补”一般人不大明了的张爱玲与宋淇夫妇“历时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谊”。这确实很有必要。这种“弥补”不但可以证实张爱玲对邝文美所说的“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引自1955年10月25日离港赴美邮轮上致邝文美信),而且能更完整地反映张爱玲晚年的生活和创作状况,更清晰地展示一个我们以前不知道或所知甚少、丰富多样、既感性又理智的张爱玲。 �

《私语录》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邝文美所作《我所认识的张爱玲》。此文以“章丽”笔名发表于1957年7月香港《国际电影》21期,尘封半个多世纪,不久前由台湾青年学者符立中发掘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邝文美在文中不吝对张爱玲的赞美,认为张爱玲是“伟大的艺术家”,她的“人生经验不能算丰富,可是她有惊人的观察力和悟性,并且懂得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在日常生活中抓取写作的材料,因此她的作品永远多姿多彩,一寸一寸都是活的”。第二部分是宋淇早已脍炙人口的《私语张爱玲》。虽是旧文重刊,但编者在“前言”中摘录了张爱玲与宋淇夫妇围绕此文的多封通信,使这篇文学回忆录的创作过程首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四部分是張愛玲與宋淇、 鄺文美的 書信選錄。首三部分其實只概括了他們友情的頭廿年,一九七六年後,彼此雖尚有廿年交往,宋、鄺二人卻再無片言隻語發表。所以我決定從家藏的六百多封信函 ( 一千四百餘頁,超過四十萬字 ) 中編錄部分內容,輯成此書的最後一個部分:選取的信札始於一九五五年張愛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蓋了他們交往的各個時期,而所編選的內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為主。看這些信,你也許會驚嘆朋友竟可互相信任到這個程度: 例如一九八七年有幾封關於〈續集自序〉的信,就證明那所謂“自序”原來由宋淇代筆,張愛玲只輕輕改動了一兩字。你有這種朋友嗎?. Begun by Soong with a seven-member judging panel, the five-year project will encourage more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ang, with a million yuan fund. (3) 434 Potrero Grande, Monterey Park. Array翁贝托·埃可( 意大利语: Umberto Eco ,義大利語: [umˈbɛrto ˈɛːko] ,1932年1月5日-2016年2月19日),意大利学者(中世纪学家.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

  十几年前,张爱玲热最甚的时候,两岸三地出了很多书。那时候,《小团圆》还不为世人所知,诸多情感写手逮着机会,狠狠地消费了一把张爱玲,对张爱玲去国之后的境遇与感情生活大书特书。台湾出版的几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因为有诸多真实的交集,以及面对面的访问,诸如王祯和、水晶、戴文采、潘柳黛等人的相关文章,有些阅读的价值。但这时候的张爱玲与世人还是相当隔膜的。即便是王祯和等人的回忆式文字,也都是断章,尽管与张爱玲有丝丝缕缕的关切,依然无法全面细致地还原她的面目。

  五年前,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推出了《小团圆》,一石千浪,很是热闹了一把。人们主动忽略了作为小说的《小团圆》,而不由自主地将它目为她的自传。两岸三地围绕这本书,诞生出很多索隐大师。一直到《张爱玲私语录》面世,七嘴八舌的声音才小了很多。大概因为这本书让世人看到张爱玲细碎日常的生活,辛苦、心酸、快乐、奔波这,也许出乎很多张迷的想象。

  张爱玲1952年7月离开大陆,是年底,因应聘美国新闻署香港新闻处的翻译岗位,结识宋淇、邝文美夫妇,相交近40年。在张爱玲1955年秋离港赴美后,他们便开始漫长的书信往还。《张爱玲私语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张爱玲与宋家的书信。书里的第一封信写自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刚刚离港,内容是自己的所见所思,以及乍然分手时的感伤,“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在众多的书信中,还有更多更细的小女人的一面,比如她总是礼貌地问候收信人的生活、身体、健康、工作的烦忧、家庭的境遇,得体、仔细、不惮繁琐。能创作精巧、凛冽的作品的那个传奇女作家不见了,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中与爱人相顾无言的民国女子也不见了,生活让她自觉还原成一个为琐事一再叮咛的小女人,为省100美元愿意拖延到一周后航班的小女人一个愿意照顾友情而变得温婉的张爱玲,一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却很乐意与朋友分享快乐与成就的张爱玲。

  这真令人感觉惊奇,好像我们就住在她家隔壁,对她的日常生活几乎一目了然(我相信所有的张迷都会像我这样,且惊喜且着迷)。她对服装很讲究,哪怕在她最困顿的岁月,也没有停止过对服装的要求。而在她得闲并且经济略微宽裕时,买衣服做衣服成了书信的主题,她耐心而仔细地在信中画出服装的图案,并标明尺寸,拜托宋太太买料子、找裁缝、改腰身

  求人办事的张爱玲一点也没有拒人千里的架势了,她兴致好的时候,写信像闺蜜一般的絮叨。这与她晚年拒不见人甘于寂寞判若两人。事实上,1956年初秋她与赖雅结婚,直至1967年10月赖雅去世,其间,张爱玲对文学依然充满了企图。在她最艰难的1960年代初,她的创作刻苦而勤奋,并且坚信自己会在某一刻时来运转。

  在1956年8月19日的信里,张爱玲告诉邝文美,她与赖雅结婚了。张爱玲牛在哪里呢?除了她的作品、才华,其实也体现在她对婚姻的选择上,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与赖雅做夫妻的11年,恰好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窘迫最贫穷的岁月,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开始出版她的系列作品,张爱玲的经济状况从此好转。

  到了1970年代,50岁的张爱玲与比她大一岁的宋家夫妇不约而同地面临着病患之苦。他们之间的鸿雁往来更多地是谈病、谈手术、谈为彼此的担忧与揪心,并且通信开始变得稀疏。大约张爱玲自觉老境已至疏于动笔了。《张爱玲私语录》 从诸多的侧面反映出敏感、细致、有人情味的张爱玲,却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侧重于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关于张爱玲创作与生活的信札没有收录在内。这真令人遗憾,据说还在整理中,日后也许能见到。. Though widely considered a mediocre and insipid work, the sexually explicit Little Reunion proved a million-copy bestseller in 2009, revealing the author’s previously unknown private life and family secrets written i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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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張愛玲暫居香港,常與我母親鄺文美聊天。家母覺得她什麼話有意思,就抄錄在紙條上,成為後來〈張愛玲語錄〉的參考材料。足本語錄共三百零一則,以下是選編,摘自新書《張愛玲私語錄》中的〈張愛玲語錄(增訂本)〉。下文所有“你”字都指鄺文美。

幼時,每日傍晚跳自由舞,口唱﹕“又一天過去了,離死又近一天。”

我小時候沒有好衣服穿,後來有一陣拚命穿得鮮艷,以致博得“奇裝異服”的“美名”。穿過就算了,現在也不想了。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親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講給母親和姑姑聽的,那時我還小,他以為我不懂,那知道我聽過全記住了。寫出來後他也看見的,大概很氣——只能怪他自己講。

小孩子要末像小狗小貓那樣讓大人玩,要末就像小間諜似的,在旁邊冷眼觀察大人的動靜。我小時候可以算很早熟,雖然樣子老實,大人的事我全知道。後來我把那些話說出來,拿姑姑和母親都嚇壞了。

我從小就充滿自信心﹕記得我在高中二時,看見一位相當有地位的人(顏惠慶)寫給我母親的信,我就不管三七廿一拿它批評了一番,使母親生氣極了。那時候我才十五六歲。
注:顏惠慶(1877-1950),曾任民國政府國務總理並攝行總統職務。張愛玲十五六歲時,他應該正擔任駐蘇聯大使。

我要寫書——每一本都不同——(1)《秧歌》;(2)《赤地之戀》;(3)《北地胭脂》;然後(4)我自己的故事,有點像韓素英的書。(5)《花》(改寫《野草閒花》)〔注一〕;(6)那段發生於西湖上的故事;〔注二〕(7)還有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那段關於我的圓臉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
注一:《野草閒花》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作者是蘇廣成。
注二:“西湖上的故事”應該是指《五四遺事》。

《赤地之戀》中校對一塌糊塗,但是所有黃色的地方都沒有錯字,可見得他們的心理。

一個人在戀愛時最能表現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質。這就是為什麼愛情小說永遠受人歡迎——不論古今中外都一樣。

本來我以為英文《秧歌》的出版,不會像當初第一次出書時那麼使我高興得可以飛上天,但是現在照樣還是快樂。我真開心有你,否則告訴誰呢?

寫那角色(曼楨)的時候我還沒有認識你,可是在我一生所遇見過的女人中你可以說最像她。

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像自己,還不要緊;只怕比自己壞,看了簡直當是自己“一時神志不清”寫的,那才糟呢。

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人。

所愛之人每顯得比實際有深度,看對方如水面添陽光閃閃,增加了深度——也許別人真有深度。但不愛時,則一切都以心理學簡化方式看待。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好——每一方面都好——而一點不自滿的人。描寫壞人容易,描寫好人難。以後我寫好人的時候應該可以容易一點。

你眼睛的神氣好像快樂,可是背後又有一層憂鬱。有深度。

我們到了這年紀才認識,更難得。現在在此而識的人,我都不由自主地存戒心。

不得不信心靈感應——有時大家沉默,然後你說出的話正是我剛在想的。

只要這樣,同你在一個城市,要見面的時候可以見面——即使忙得不能常常見面也不要緊——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將來到了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個談得來的人,以前不覺得,因為我對別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份(如炎櫻和桑弧等對我的瞭解都不完全,我當時也沒有苛求)我已經滿足。可是自從認識你,知道這世界上的確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方面,我現在反而開始害怕。

幸而我們都是女人,才可以這樣隨便來往,享受這種健康正常的關係,如果一個是男的,那就麻煩了。

你們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訂造也沒有那麼巧。他稍為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正好互相陪襯,互相平衡。

漂亮的男人往往不娶美麗的太太,就好像美麗的女人往往不嫁漂亮的丈夫,因為自己已經有的,就不希罕了。

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揀太太。

美人並不需要學問。

最討厭是自以為有學問的女人和自以為生得漂亮的男人。

快樂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徒然的,就好像貓和狗也可以快活——不過並不是真正的快樂。

女人總想被棄前先棄人,希望至少能讓他吃點苦。

電車上一少婦,相當美,看來如少女。兩孩拚命同她說話叫她姆媽,她不甚理會,裝好像不同他們在一起,眼睛只顧往窗外看。買票時也不多說,只用眼睛射射兩孩,使賣票員也弄不大清楚。這女人使人一看而知她對婚姻和家庭不滿——簡直是一篇小說。

“宗教”有時是扇方便之門。如炎櫻——她固信教,不說謊,可是總有別的辦法兜圈子做她要做的事。我覺得這種“上帝”未免太笨,還不容易騙?

每次看“選美競賽”的照片,最使我感覺興趣的是宣佈結果後落選者的表情,即使有些人故意笑,也笑得非常勉強。(在香港這小圈子尤其如此,外國似乎不使人覺得這樣。)

最好照相拍得像自己,又比自己好看一點。

我喜歡圓臉。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願意有張圓臉。(正如在蘭心拍的一張照相,頭往上抬,顯得臉很圓。)

回憶永遠是惆悵的:愉快的,使人覺得“可惜已經完了”,不愉快的想起來還是傷心,最開心的莫如“克服困難”,每次想起來都重新慶幸。

雖然當時我很痛苦,可是我一點不懊悔只要我喜歡一個人,我永遠覺得他是好的。

我從來不故意追憶過去的事,有些事老是一次一次回來,所以記得。

一個人死了,可能還活在同他親近愛他的人的心——等到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沒有了。. “A tiger’s head and a snake’s tail. Have it out by writing--so that others will share the burden of my memory that they will rememebr, that I might forget. Com/review/5116671/)
  
  1994年5月27日,邝文美把《明报》副刊(内有《张爱玲影集》一文)及其它一些报刊寄给她,言“让你领略一下香港目前的文化动态,不知你收阅后会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一九九七的阴影越来越浓,我们滞留于此的‘边缘人’心态都不大正常似的,开始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信心这是很不好的现象,但活在这时代,大家可怜又无奈,除了哑忍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张爱玲回信道:“九七前你们离开香港,我也要结束香港的银行户头,改在新加坡开个户头,无法再请你代理,非得自己在当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点把钱移去,也免得到临时的混乱中又给你们添一桩烦事。”还说因为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她对他们一直有好感。进而还说到去新加坡后想住什么样的房子、介绍医生什么的。(张爱玲致邝文美,1994年10月3日)
  
  天啊!她那时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怎么一下子要大动干戈移民去新加坡?再是骇恐,也得量力呀,这也是老年糊涂综合症吧。事实是她没能撑到一九九七年,这封信后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我小时候因为我母亲老是说老、死,我总是在黄昏一个人在花园里跳自由式的舞,唱:‘一天又过去了,离坟墓又近一天了。’”她说在港大时,一个很活泼的女同学某一天突然悟出人世无常来,立时难受得天地变色,她笑着表示理解“是这样的,我早已经过了。”但她又说:“其实过早induced [ 归纳出来] 的是第二手,远不及到时候自己发现的强烈深刻,所以我对老死比较麻木,像打过疫防针。”(张爱玲致邝文美,1976年1月25日)
  
  其实未必,“我想起那次听见Stephen病得很危险,我在一条特别宽阔的马路上走,满地小方格式的斜阳树影,想着香港不知是几点钟,你们那里怎样,中间相隔一天半天,恍如隔世,从来没有那样尖锐的感到时间空间的关系,寒凛凛的,连我都永远不能忘记。”(张爱玲致邝文美,1969年6月24 日)
  
  要说老境,宋淇夫妇为照顾邝文美老迈多病的母亲,长年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的怨郁,初读时就令我惊心不已。自身已是中老年人的宋淇夫妇(特别是邝文美)行动上尽心尽力对母亲尽着孝,但心里的怨苦和无奈无助呀,谈起这个事,他们数度用到“焦头烂额”一词。他们仨的友情真是到了不必装的程度,所以可以推心置腹,可以一诉心中苦闷与忧愁。
  
  1979年1月22日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说,他病刚好,岳母又住院了,“老人家今年九十七岁,所谓岁月不饶人,血管硬化,大小便难以控制,转凶为吉的可能不大,但拖延日子久长,也足令人伤脑筋。她(邝文美)真是左右为难,焦头烂额。”第二年六月,邝文美也终于一吐为快,她对张爱玲说:“或许你约略知道,我的烦恼主要源自高龄(今年九十八岁)老母的多灾多难。最近这四年,她进过七次医院,每一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经验,弄得别人焦头烂额,我首当其冲,遭殃自不待言。平时她性情日渐乖张,行径希奇古怪,总之,越来越难侍候,遂使我们的家蒙上重重阴影一切你想像得出。你一向认为Stephen和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们的确情投意合,四十余年如一日——可是美满姻缘偏偏会生出这些莫明其妙的枝节,命欤?!”邝文美因此也深觉对不起宋淇,因为一再连累到宋淇,经常是母亲和丈夫各住一家医院,已上六十岁的邝文美天天两头跑,其劳顿疲乏可想而知。1982年4月2日,宋淇又对张爱玲道:“Mae的母亲眼看要到100整寿,我们两人给她弄得焦头烂额,(尤其是Mae)”医疗费的沉重负担竟然令邝文美地铁都舍不得乘, “可是省下来的钱完全无济于事。”这也极其超乎我的想像。“我们供养了她这么多年,想不到在这时候还要背上这一重担。”
  
  又一年过去了,邝文美在1983年2月19日给张爱玲的长信中,详述母亲身体及精神状况的糟糕情形,然后长叹道:“这几年来眼看她浮浮沉沉,明知万分无可奈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可是活得这样拖泥带水,长命百岁有什么意思呢?一念及此,掷笔三叹,写不下去了。”张爱玲终究是张爱玲,她复信道:“想起Mae的处境总觉得是《曾文正公家书》里说的,就是个‘挺’字——撑着。看了信也真是震动,人生到头来这样——!这还是福寿到顶峰了!”1983年5月23日邝文美母亲去世,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一语作结:“二人都忙而倦”。张爱玲长舒一口气,“Auntie去世,真是了了一桩大事,你们一定累极了。”
  
  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或许就是感慨万端无从言说,反正心里堵得慌。还是赶紧面朝阳光,看看孩子。张爱玲自己没有孩子,但她的育儿经极其通透,尤其是如何对待女儿。我想这应该是缘自她为女儿时的感悟。
  
  她在电影杂志上看到宋淇夫妇和一双儿女的照片,写信给邝文美说:“一般人每次看见小孩子总是诧异‘又大了许多,’我却恰巧相反,大概因为总觉得‘后生可畏’,他们咄咄逼人地往上长,日涨夜大,” (张爱玲致邝文美,1957年9月30日)
  
  书信录中1966年以前宋淇夫妇写给张爱玲的信没能保存下来,所以邝文美对女儿琳琳究竟有些什么担忧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琳琳却有着最宽阔的理解、信任和欣赏。“琳琳的志向我觉得完全是因为一切小孩子都喜欢做人们注意的集中点。如果太早对一门学问发生兴趣,反而是不健康的束缚,你说是吗?我觉得她不但美,而且五官位置匀称,线条有力,眼睛有神,不浮不戚,有一种堂堂的气概,将来不可限量,而且有福气。我承认我迷信到相信这一套,虽然并不是‘麻衣相法’,只是凭我对人的兴趣,倒是你的担忧使我担忧,来日方长,她一天比一天美丽,诱惑当然特别多。但是我相信等她大起来的时候你一定会信赖她的判断力。(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57年10月24日)“倒是你的担忧使我担忧”!漫长人生中,有个把智慧的闺密,实乃大幸。
  
  张爱玲对长得美丽的女孩有着格外的开明,她在1961年2月21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对于琳琳的‘小姐脾气’只有最现实的看法,现代不论哪一种社会里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聪明美丽的女孩子照样做名演员艺人或铁托夫人。即使遇到厄运,聪明人自会能屈能伸。做父母的想她预防受打击,未来的情形无法逆料,防不胜防,还是让她尽可能享点福好。”“还是让她尽可能享点福好”,还有比这更通达的育儿经吗?两年多以后再讲:“玲玲大两岁后一定更美更动人。女孩子们的“大志”does not mean much [不太重要],Mae当然知道,没有也照样可以出人头地。男孩子向来长得慢。” (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63年7月21日)五年以后又说:“琳琳太漂亮,无论如何也是extension of self-identification [自我认同的外延] ,最使人满意的一种,也只好先享受着再说。不漂亮也不见就sensible [有见识],这样想着也许看开些。他们书又念得这样好。” (张爱玲致宋淇,1968年5月5日)
  
  “我越来越相信宠惯的孩子(如果‘经得起惯’的话)长大了有自信心,有个性,会成功。‘棒头上出孝子’,是因为父母乖戾或太疙瘩,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84年8月26日)这句话里陷含着太多自我,甚至包括“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邝文美为宣传张爱玲编剧、宋淇制片的《情场如战场》,在1957年7月《国际电影》上撰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张爱玲对此文非常喜爱,说她看了“通体舒泰”,“忍不住又要说你是任何大人物也请不到的official spokesman [官方代言人] 。” 她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在英国的母亲,并对邝文美说:“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我永远记得Mae跟琳琳坐在沙发上同看画报的一个镜头,从来没看见任何两个女性在一起有那样姊妹似的婉娈的情调,真姊妹也没有。” (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84年8月26日)我想她是羡慕的,但不是羡慕Mae,她从来没打算过做妈,她羡慕的应该是琳琳,有一个姐姐似的母亲。有一封跟邝文美的信,谈及宋以朗学业的优异,她说:“你说做父母的惟有遥远的佩服,这尽管带点惆怅,更永远有余不尽。我觉得含蓄是你跟Stephen与子女的关系中最难得的一点。”(张爱玲致邝文美,1972年5月13日). “Weibo is the future, instead of blogging,” he predicted. More new manuscripts are expected, including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Soong-Chang letters and Chang’s translation of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aid Soong, who criticized a series portraying Chang’s life, She Came from the Sea, in which his father, Stephen, appeared for only three seconds, and his mother wasn’t even mentioned.  最慘是作家參加 literary gathering之類的集會。大家等人讚他們的書,多難為情!還有作家同 editor談論自己的書──不知道聽的人多麼厭煩。

 讀者所想像的「作家」總是同他本人不同,多半要失望。

 女明星、女演員見我面總劈頭就說:「我也喜歡寫作,可惜太忙。」言外之意,似乎要不是忙著許多別的事情——如演戲 ——她們也可以成為作家。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親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講給母親和姑姑聽的,那時我還小,他以為我不懂,那知道我聽過全記住了。寫出來後他也看見的,大概很氣──只能怪他自己講。.

我 孤 陋 寡 聞 , 還 當 是 自 己 獨 出 心 裁 挪 用 的 。 沒 辦 法 , 只 好 又 改 名 《 閒 書 》 。 小 說 一 般 視 為 消 閒 的 事 , 但 是 題 名 《 閒 書 》 ,
也 是 說 實 生 活 中 一 件 事 情 發 生 , 往 往 閑 閑 而 來 , 乘 人 不 備 。 小 說 摹 仿 人 生 , 所 以 我 也 希 望 做 到 貌 似 閒 適 , 雖 然 ( 寫 ) 出 的 事 也 許 也 不 是 大 事 , 而 是 激 起 內 心 很 大 的 波 瀾 的 小 事 。. Big thunder, small rain drops”.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我們都需要聆聽者,但溝通的方式漸漸因為媒介而改變了,繼而影響其內涵,例如每條微博的字數,都不能多於140字,在資訊太多時間太少的現世下,誰好意思讓身邊的人聽太多嘮叨?不像老好的從前,友儕間的閒聊會被珍而重之地抄錄在筆記簿上,流傳到下一代,連同四十萬字的書信成為出版的材料。當然,有這樣的能耐也只因她是張愛玲,而她又有一對知心好友—–宋淇先生和鄺文美﹝Mae﹞女士。
  
  雖然書的封面有點醜,《張愛玲私語錄》仍然有巨大吸引力,正因為書名中的「私」字。大作家私底下是怎樣的人?除了作品建構的世界外?她活在怎樣的真實?從書的兩部分:「張愛玲語錄」和「書信選錄」,加上宋淇夫婦曾撰寫的有關張愛玲的文章,讀者瞭解到一段情誼如何靠書信維繫,更深深進入對方的生命,互相依賴,成為情感和繁瑣的日常事務的出口。
  
  張的聰明眾所周知,通通都展現在短而精的語錄裡,這亦是Mae的功勞,要多細心才能從無數的語句碎片中精選出有意思的?叫人意外的倒更是那些信扎,令人感受到張愛玲的「暖」。她對Mae幾乎是深情的,相對於她總超然地冷眼看待自己書中的主角,張愛玲卻對宋淇和Mae二人從不吝嗇地表達關愛,透過她最擅長的文字,她時時關心,事無鉅細地關懷。
  
  我尤其喜歡讀到她們錯過對方來信,又補多一封的浪漫,這情懷在現世差不多已經消失了,包括那種情感往返都變得稀罕,它總共橫跨了四十年。
  
  信中的內容,除了出版與公務的安排,就如張愛玲所言:「我老是在腦子裡聽見自己的聲音長篇大論告訴你這樣那樣。」都是她的內心獨白,綿長而溫情的話語,隨著信扎飄洋過海,使這三位文人在充滿病痛和苦難的人生中,成為大家的支柱。我更瞭解到宋淇夫婦為了推動張愛玲作品所做的付出,不難明白張愛玲原何如此珍重這段情誼。. 除了為她提供了創作靈感外, 香港也為張愛玲帶來她下半生兩位最好朋友,宋淇和鄺文美夫婦,也是因為他們的緣故,張的三部自傳小說,還有收錄在《對照記》的《異鄉記》等精采的散佚作品現在才得以出版。宋淇(Stephen Soong)筆名林以亮,在香港電影界、翻譯界均有成就, 曾在香港電懋任職監製,為張愛玲覓得編劇的工作,留下多部電影作品。其後他幾乎是張的義務經理人,促成她在87,88年出版《餘韻》和《續集》,證明她「還在好好地過日子」(《續集》自序),前者的代序是他執筆,連後者的自序也是他代筆為張寫,免得她不知拖到何時,他在給皇冠編輯的信中談到此事,說「否則遙遙無期,大家都給她吊在半空. 宋以朗說,他二○○三年回港,對於張愛玲傳記的書,「見一本買一本」。接管張愛玲遺產後,他多次翻閱家中收藏,發現市面上的傳記都不夠全面,甚至有些失實。宋以朗認為,這是由於寫書的人缺乏資料。他說,張愛玲晚年獨居美國,極少與人見面,她晚年的生活是如何,很多人都只是推測。雖然她家中有電話,但她從來不接聽,連出版社的人要找她,都要通過宋淇或者將資料寄到一個特定的郵局。「如果現狀是假象,改變現狀就需要補充資料。」宋以朗列出了自己的出版計劃:今年七月出版《張愛玲私語錄》,九月《The Book of Change》、《雷峰塔》、《易經》,二○一一至二○一二年:《書信全錄》等等。宋以朗說,他自己並沒有為張愛玲寫自傳的意願或打算,這些資料整理出來後,更多是為了方便其他創作者寫作。.

   我们因为六封信怀疑宋淇先生帮助张爱玲的目的性,但宋以朗老师的书信展现出来的事实是——1976年之后,宋淇老师绝口不提与张爱玲的交情,以至于之后张爱玲将遗产交于宋淇夫妇处理,宋淇老师的一位好友感叹“我与你相交多年,竟不知你与张爱玲情谊”。甚至因为宋淇先生的原因,出版社的稿费透支了五年之后张爱玲仍未交出作品,也没有丝毫怨言。我们因为财产的分属去揣测邝文美女士的用意,但我们自己又是否有一位朋友,40年相交可以通信40万字,同为作家却愿意十几年如一日去记录另一位作家的言语片段?
   有人在鲁迅晚年时劝许广平记录鲁迅语录,许广平女士只做了一日,便因之繁琐而弃之。事上有比夫妇更亲近的关系吗?夫妇做不到,密友却做到了。这是怎样一种由心而发的认同和崇拜?
  
  图:宋以朗先生展示自己家里关于张爱玲传记的藏书。  在《小团圆》等多部张爱玲遗稿出版后,很多人质疑宋以朗先生的出发.   我們都需要聆聽者,但溝通的方式漸漸因為媒介而改變了,繼而影響其內涵,例如每條微博的字數,都不能多於140字,在資訊太多時間太少的現世下,誰好意思讓身邊的人聽太多嘮叨?不像老好的從前,友儕間的閒聊會被珍而重之地抄錄在筆記簿上,流傳到下一代,連同四十萬字的書信成為出版的材料。當然,有這樣的能耐也只因她是張愛玲,而她又有一對知心好友—–宋淇先生和鄺文美﹝Mae﹞女士。
  
  雖然書的封面有點醜,《張愛玲私語錄》仍然有巨大吸引力,正因為書名中的「私」字。大作家私底下是怎樣的人?除了作品建構的世界外?她活在怎樣的真實?從書的兩部分:「張愛玲語錄」和「書信選錄」,加上宋淇夫婦曾撰寫的有關張愛玲的文章,讀者瞭解到一段情誼如何靠書信維繫,更深深進入對方的生命,互相依賴,成為情感和繁瑣的日常事務的出口。
  
  張的聰明眾所周知,通通都展現在短而精的語錄裡,這亦是Mae的功勞,要多細心才能從無數的語句碎片中精選出有意思的?叫人意外的倒更是那些信扎,令人感受到張愛玲的「暖」。她對Mae幾乎是深情的,相對於她總超然地冷眼看待自己書中的主角,張愛玲卻對宋淇和Mae二人從不吝嗇地表達關愛,透過她最擅長的文字,她時時關心,事無鉅細地關懷。
  
  我尤其喜歡讀到她們錯過對方來信,又補多一封的浪漫,這情懷在現世差不多已經消失了,包括那種情感往返都變得稀罕,它總共橫跨了四十年。
  
  信中的內容,除了出版與公務的安排,就如張愛玲所言:「我老是在腦子裡聽見自己的聲音長篇大論告訴你這樣那樣。」都是她的內心獨白,綿長而溫情的話語,隨著信扎飄洋過海,使這三位文人在充滿病痛和苦難的人生中,成為大家的支柱。我更瞭解到宋淇夫婦為了推動張愛玲作品所做的付出,不難明白張愛玲原何如此珍重這段情誼。. 《雷峯塔》和《易經》這兩本英文創作未能在歐美出版人中找到「伯樂」,最簡單的說法是語言障礙。中英文兼通的讀者,一樣為其中人物的名字「陌生化。」化名 Lute的是愛玲。 Dew是她媽媽。 Elm Brook是爸爸。這也罷了。最陌生的是一些較次要的角色,如女僕 Dry Ho。 Dry Ho. 张爱玲在日本

  张爱玲在1953年二、三月间给宋淇的书信中,谈到1952年11月“我到日本去了一趟又回来了”,试图通过在日本的好友炎樱找工作。我们知道,胡兰成自1950年起就居住在日本,此时张爱玲跟胡兰成分手没几年,而且胡已彻底伤了爱玲的心,张爱玲到日本肯定不会去见胡兰成。那么,张爱玲此趟日本之行都去了哪里?都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呢?

  张爱玲在1966年5月7日致夏志清的信上,提到1952年重进港大“读了不到一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个月后回港”(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1997年4月)。但没有说在日本的具体行程和见闻,所以我们不曾知晓。上世纪五十年代,跟张爱玲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当属宋淇夫妇,在已公布的书信和宋淇夫妇的文稿中,也没有详细记载。

  那么,张爱玲此行的一个关键人物——炎樱,对此有无记录呢?炎樱因为张爱玲才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人物,本人并不擅写作,自然文字不彰。炎樱后来也从日本来到美国,并同张爱玲一起拜会过胡适先生。炎樱于1997年10月在美去世,晚于张爱玲两年。可惜没人在炎樱生前进行“抢救性发掘”,使得这么个资料库湮没无闻。我们见到的资料,唯有《张爱玲与赖雅》的作者司马新在旧金山见过炎樱,见面前通过电话,见面后也保持着联系,“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她,说不幸有个坏消息要报告,她马上猜到了,当下在电话那端饮泣起来”。但司马新没有更多的采访,张爱玲在1966年后的所有书信中也没提过炎樱。难道女人间的友谊就这么脆弱?还是有什么别的变故?连带着我们也无从知晓张爱玲日本之行的具体行踪了。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公布更多的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书信了。

  张爱玲遗稿终归何处

  张爱玲遗嘱指定由宋淇、邝文美夫妇处理其遗物。1995年张爱玲离世后,十四箱遗物从美国运到香港,其中有相片、证件、衣物,以及未曝光的作品原稿与残稿,还有大批信件。目前十一箱存张爱玲合作几十年的台湾皇冠出版社,三箱存宋家。

  宋以朗在《小团圆》前言及《张爱玲私语录》前言中说,四十年间其父母与张爱玲往还书信共六百封左右,这还不包括因双方多次搬家中遗失的部分早期信件。庄信正还说过,他在张爱玲住处见到的照片远多于后来问世的《对照记》,遗物中的更多照片能否问世也是广大张迷所关注的。

  那么这些张爱玲遗稿最终能否公布以便专家、整理研究,就像《蒋介石日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供研究之用?

  我想,保存在大学供研究之用应该是最好的归宿。那么按照与张爱玲的渊源,香港大学当属首选。1939年至1941年张爱玲曾在香港大学读书,其间的经历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另外,香港大学于2007年10月15日曾举办“张爱玲的香港传奇(1939~1941)”展览,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及教授陈婉莹表示过,香港大学愿意保管这批文物,作为研究的档案。宋以朗对港大的保存条件也感到满意。

  旅美学者张错1997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成立了“张爱玲文物特藏中心”,那时宋淇刚去世,邝文美曾送去两箱张爱玲的遗稿,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还从中细致地发现了《海上花》的全部英译初稿。

  还有,保存在台湾的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也算是一个较好的处所。因为《张爱玲全集》就是由这家出版公司在四十年间不离不弃的坚持中出版的,不断地督促不仅催生了许多可能湮没的作品,版税收入也极大地改善了张爱玲的在美生活,况且现在就有十一箱遗物保存在皇冠,都汇集在那里逐项整理不失为一个办法。

  不管怎样,因香港、台湾、美国相距遥远,这些遗稿分散各处总不是办法。宋以朗先生也表示,只要清楚地知道这些遗物会被怎样保存及作何用途,若双方意见即合,他愿无偿把它们捐出来。. More new manuscripts are expected, including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Soong-Chang letters and Chang’s translation of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aid Soong, who criticized a series portraying Chang’s life, She Came from the Sea, in which his father, Stephen, appeared for only three seconds, and his mother wasn’t even mentioned. Com/review/5116671/)
  
  1994年5月27日,邝文美把《明报》副刊(内有《张爱玲影集》一文)及其它一些报刊寄给她,言“让你领略一下香港目前的文化动态,不知你收阅后会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一九九七的阴影越来越浓,我们滞留于此的‘边缘人’心态都不大正常似的,开始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信心这是很不好的现象,但活在这时代,大家可怜又无奈,除了哑忍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张爱玲回信道:“九七前你们离开香港,我也要结束香港的银行户头,改在新加坡开个户头,无法再请你代理,非得自己在当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点把钱移去,也免得到临时的混乱中又给你们添一桩烦事。”还说因为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她对他们一直有好感。进而还说到去新加坡后想住什么样的房子、介绍医生什么的。(张爱玲致邝文美,1994年10月3日)
  
  天啊!她那时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怎么一下子要大动干戈移民去新加坡?再是骇恐,也得量力呀,这也是老年糊涂综合症吧。事实是她没能撑到一九九七年,这封信后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我小时候因为我母亲老是说老、死,我总是在黄昏一个人在花园里跳自由式的舞,唱:‘一天又过去了,离坟墓又近一天了。’”她说在港大时,一个很活泼的女同学某一天突然悟出人世无常来,立时难受得天地变色,她笑着表示理解“是这样的,我早已经过了。”但她又说:“其实过早induced [ 归纳出来] 的是第二手,远不及到时候自己发现的强烈深刻,所以我对老死比较麻木,像打过疫防针。”(张爱玲致邝文美,1976年1月25日)
  
  其实未必,“我想起那次听见Stephen病得很危险,我在一条特别宽阔的马路上走,满地小方格式的斜阳树影,想着香港不知是几点钟,你们那里怎样,中间相隔一天半天,恍如隔世,从来没有那样尖锐的感到时间空间的关系,寒凛凛的,连我都永远不能忘记。”(张爱玲致邝文美,1969年6月24 日)
  
  要说老境,宋淇夫妇为照顾邝文美老迈多病的母亲,长年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的怨郁,初读时就令我惊心不已。自身已是中老年人的宋淇夫妇(特别是邝文美)行动上尽心尽力对母亲尽着孝,但心里的怨苦和无奈无助呀,谈起这个事,他们数度用到“焦头烂额”一词。他们仨的友情真是到了不必装的程度,所以可以推心置腹,可以一诉心中苦闷与忧愁。
  
  1979年1月22日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说,他病刚好,岳母又住院了,“老人家今年九十七岁,所谓岁月不饶人,血管硬化,大小便难以控制,转凶为吉的可能不大,但拖延日子久长,也足令人伤脑筋。她(邝文美)真是左右为难,焦头烂额。”第二年六月,邝文美也终于一吐为快,她对张爱玲说:“或许你约略知道,我的烦恼主要源自高龄(今年九十八岁)老母的多灾多难。最近这四年,她进过七次医院,每一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经验,弄得别人焦头烂额,我首当其冲,遭殃自不待言。平时她性情日渐乖张,行径希奇古怪,总之,越来越难侍候,遂使我们的家蒙上重重阴影一切你想像得出。你一向认为Stephen和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们的确情投意合,四十余年如一日——可是美满姻缘偏偏会生出这些莫明其妙的枝节,命欤?!”邝文美因此也深觉对不起宋淇,因为一再连累到宋淇,经常是母亲和丈夫各住一家医院,已上六十岁的邝文美天天两头跑,其劳顿疲乏可想而知。1982年4月2日,宋淇又对张爱玲道:“Mae的母亲眼看要到100整寿,我们两人给她弄得焦头烂额,(尤其是Mae)”医疗费的沉重负担竟然令邝文美地铁都舍不得乘, “可是省下来的钱完全无济于事。”这也极其超乎我的想像。“我们供养了她这么多年,想不到在这时候还要背上这一重担。”
  
  又一年过去了,邝文美在1983年2月19日给张爱玲的长信中,详述母亲身体及精神状况的糟糕情形,然后长叹道:“这几年来眼看她浮浮沉沉,明知万分无可奈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可是活得这样拖泥带水,长命百岁有什么意思呢?一念及此,掷笔三叹,写不下去了。”张爱玲终究是张爱玲,她复信道:“想起Mae的处境总觉得是《曾文正公家书》里说的,就是个‘挺’字——撑着。看了信也真是震动,人生到头来这样——!这还是福寿到顶峰了!”1983年5月23日邝文美母亲去世,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一语作结:“二人都忙而倦”。张爱玲长舒一口气,“Auntie去世,真是了了一桩大事,你们一定累极了。”
  
  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或许就是感慨万端无从言说,反正心里堵得慌。还是赶紧面朝阳光,看看孩子。张爱玲自己没有孩子,但她的育儿经极其通透,尤其是如何对待女儿。我想这应该是缘自她为女儿时的感悟。
  
  她在电影杂志上看到宋淇夫妇和一双儿女的照片,写信给邝文美说:“一般人每次看见小孩子总是诧异‘又大了许多,’我却恰巧相反,大概因为总觉得‘后生可畏’,他们咄咄逼人地往上长,日涨夜大,” (张爱玲致邝文美,1957年9月30日)
  
  书信录中1966年以前宋淇夫妇写给张爱玲的信没能保存下来,所以邝文美对女儿琳琳究竟有些什么担忧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琳琳却有着最宽阔的理解、信任和欣赏。“琳琳的志向我觉得完全是因为一切小孩子都喜欢做人们注意的集中点。如果太早对一门学问发生兴趣,反而是不健康的束缚,你说是吗?我觉得她不但美,而且五官位置匀称,线条有力,眼睛有神,不浮不戚,有一种堂堂的气概,将来不可限量,而且有福气。我承认我迷信到相信这一套,虽然并不是‘麻衣相法’,只是凭我对人的兴趣,倒是你的担忧使我担忧,来日方长,她一天比一天美丽,诱惑当然特别多。但是我相信等她大起来的时候你一定会信赖她的判断力。(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57年10月24日)“倒是你的担忧使我担忧”!漫长人生中,有个把智慧的闺密,实乃大幸。
  
  张爱玲对长得美丽的女孩有着格外的开明,她在1961年2月21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对于琳琳的‘小姐脾气’只有最现实的看法,现代不论哪一种社会里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聪明美丽的女孩子照样做名演员艺人或铁托夫人。即使遇到厄运,聪明人自会能屈能伸。做父母的想她预防受打击,未来的情形无法逆料,防不胜防,还是让她尽可能享点福好。”“还是让她尽可能享点福好”,还有比这更通达的育儿经吗?两年多以后再讲:“玲玲大两岁后一定更美更动人。女孩子们的“大志”does not mean much [不太重要],Mae当然知道,没有也照样可以出人头地。男孩子向来长得慢。” (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63年7月21日)五年以后又说:“琳琳太漂亮,无论如何也是extension of self-identification [自我认同的外延] ,最使人满意的一种,也只好先享受着再说。不漂亮也不见就sensible [有见识],这样想着也许看开些。他们书又念得这样好。” (张爱玲致宋淇,1968年5月5日)
  
  “我越来越相信宠惯的孩子(如果‘经得起惯’的话)长大了有自信心,有个性,会成功。‘棒头上出孝子’,是因为父母乖戾或太疙瘩,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84年8月26日)这句话里陷含着太多自我,甚至包括“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邝文美为宣传张爱玲编剧、宋淇制片的《情场如战场》,在1957年7月《国际电影》上撰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张爱玲对此文非常喜爱,说她看了“通体舒泰”,“忍不住又要说你是任何大人物也请不到的official spokesman [官方代言人] 。” 她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在英国的母亲,并对邝文美说:“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我永远记得Mae跟琳琳坐在沙发上同看画报的一个镜头,从来没看见任何两个女性在一起有那样姊妹似的婉娈的情调,真姊妹也没有。” (张爱玲致宋淇夫妇,1984年8月26日)我想她是羡慕的,但不是羡慕Mae,她从来没打算过做妈,她羡慕的应该是琳琳,有一个姐姐似的母亲。有一封跟邝文美的信,谈及宋以朗学业的优异,她说:“你说做父母的惟有遥远的佩服,这尽管带点惆怅,更永远有余不尽。我觉得含蓄是你跟Stephen与子女的关系中最难得的一点。”(张爱玲致邝文美,1972年5月13日).   张爱玲与我父亲同岁。我父亲还健在,而张爱玲去世已十五个年头。父亲除了耳背之外,其他健康指标尚属于美国的“三快”标准,即“说得快,吃得快,走得快”。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标准,现在又加了“两快”,即“拉得快,睡得快”。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上海居住,却对张爱玲一无所知,见我言必称张,命我 “且拿一本她的书来看看”。看过之后,未置可否,只说他们当时只看鲁迅茅盾一线的。父亲见我书柜里一排周作人的书,鄙夷地说了两个字“汉奸”。从此父子之间的交谈仅类乎“今天天气”及“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亲情尚若此,不相干的人无稽谩骂“张周”,我只觉得他们浅薄,认为他们没资格。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张爱玲,真不是受了别人的聒噪。我也是像胡某人一样,读了张的句子,“不觉身体坐直起来”,区别只是胡某人瞧的是《天地》上的《封锁》,我是《杂志》上的《金锁记》。张爱玲写月亮,我认为是白话文第一人:“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句子,那些与朵云轩在一个城市的学者教授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与主张无关,与才华有关。张爱玲的这段同样精彩无比:“秋夜,生辰,睡前掀帘一瞥下半夜的月色,青霜似的月色,半躺在寒冷的水门汀洋台栏杆上。只一瞥,但在床上时察觉到重帘外的月光,冰冷沉重如青白色的墓石一样地压在人心胸上。亘古的月色,阅尽历代兴亡的千百年来始终这样冷冷地照着,然而对我,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已经像墓碑似的压在心胸上。”(《张爱玲私语录》)

  尽管够好了,可是张爱玲还要求更好:“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小团圆》)

  水晶先生曾与张爱玲有过一夕谈,“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作家,第一要紧是想象的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第二要紧是描述的能力(这也几乎是不能大器晚成的),第三要紧是不能是政治型作家,作息时间是次要的因素。周作人是不熬夜的,他说: “从前无论舌耕或是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之后就只打算睡觉。”他还说:“不喜‘落夜’或云熬夜。我不知道是白天好还是黑夜好,据有些诗人说是夜里交关有趣,夜深人静,灯明茶熟,读书作文,进步迅速,我想那一定是真的。”(《夜读的境界》)周作人说的“交关”是上海话,是“很”和 “非常”的意思。

  张爱玲没有拿过中国人发的薪水,生活靠的全是一笔一笔的稿酬,仅此一点,能做到的文人有几个——他们很体面地生活在体制内,很道德地数落着老张和张迷。张爱玲的这种谋生方式,对于维护她最看重的自尊,至关重要。她说:“有人说:不觉得时间过去,只看见小孩子长大才知道。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每到月底拿薪水——知道一个月又过去了。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经验。”宋淇很幽默地说,“现在爱玲可以靠每半年结版税知道,只是相历时间长一点。”我很久才醒悟过来,看不惯老张的人均没有幽默细胞,冷的黑的都没有,他们处处不如前辈,连丁玲都会冒出一句某某“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及“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张爱玲也有赞美面孔的妙辞——“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谁有这么荣幸被她这么夸奖?听说张爱玲连大明星李丽华的账都不买,而陶金为了李丽华差点做了蠢事。

  如果把文字当成说话的话,张爱玲要算说话刻薄不饶人的,可是她还是被潘柳黛狠狠刻薄了一回。潘柳黛当年在上海文坛的女流作家中也算一号人物吧,名气虽不及张,但也没落下多少,听说她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四才女”。潘柳黛讽刺“李鸿章曾外孙女”张爱玲——“以这点‘贵族仙气儿’来标榜她的出身”——“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张爱玲何曾挨过这样的瘪,我倒觉得老张是不怕骂的,但是像潘柳黛这么犀利的嘲讽却经不住。她的回击罕见的软绵:“她(潘柳黛)的眼睛总使我想起‘涎瞪瞪’这几字。”

  张爱玲是优雅的,洋派的优雅,优雅跟才华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水晶说:“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Bostonians)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周恩来总理的优雅是公认的,不只是在外交场合。我看过一个邢台地震纪录片,总理到灾区慰问,在风沙弥漫中安抚群众。其中有个镜头是总理一边吃饭一边指导救灾,我发现,总理大口往嘴里扒拉米饭的动作优雅之极。总理用过的碗,现在收藏在邢台地震资料馆。. 戀愛上的never與forever同樣的短促嗎?但我的never是never,我的forever是forever,my love died a natural death, but natural death can be agonizing and long drawn. Meanwhile, five recipients from Beijing, Taipei and the US received 50,000 to 100,000 yuan Eileen Chang research grants. “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wet nurse. (3) 434 Potrero Grande, Monterey Park. 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一)《秧歌》;(二)《赤地之恋》;(三)Pink Tears;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有点像韩素英的书——不过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她是个second rate writer ,别的主场等却没有关系。我从来不觉得jealous of her ,虽然她这本书运气很好,我可以写得比她好,因为她写得坏,所以不可能是威胁,就好像从前苏青成名比我早,其书的销路也好,但是决不妒忌她。(五)《烟花》(改写《野草闲花》);(六)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还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moon-face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许有些读者不希望作家时常改变作风(They expect to read most of what they enjoyed before),Marquand 写十几年,始终一个方式,像自传——但我学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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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堪称庞大的写作计划,大概录于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相识后不久,足以说明她的创作雄心。其中一、二、三(后改名《北地胭脂》,中文本即《怨女》)、四(即《小团圆》)、六(应是《五四遗事》)种,后来都写出来了,发表了,大都还有中、英文两种文本,再加上她的研究专著《红楼梦魇》和翻译的《海上花列传》等,她的晚期创作真是有声有色,更何况她还锐意进取,不断在创作上寻求突破,“改变作风”?且不论如何评价,至少在数量上中国现代作家中就很少有人的晚期创作能与之相比,怎么能说张爱玲的创作“走向了穷途末路”呢?

《私语录》的主干是第四部分,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鱼雁往还。现存他们之间的通信共计六百多封,“第一封信写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张爱玲所寄,最后一封则是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发信者是邝文美”。《私语录》只是他们之间一小部分通信的摘编,从“究竟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友谊是怎么一回事”(以上引自宋以朗《〈书信选录〉前言》)角度出发的摘编,也就是说,一是“选编”,二是“摘录”,这是《私语录》书信部分的两大特点。尽管如此,“书信选录”仍大有看头。这些往来书信清楚地说明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交谊是何等密切,他们几乎无话不谈,从生活到创作、从现实到梦境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我的信除了业务方面,不过是把脑子里长篇大论对你们说的话拣必要的写一点”(引自1980年7月13日致宋淇夫妇信)。八十年代初以后,双方都为病魔所折磨,通信转为在双方不断的大小“病史”中互通音问,互道珍重,具体到有点琐碎的话语倾注着多少对对方的体贴和牵挂!.   提到与张爱玲书信往返,首席对戏者当然是宋淇夫妇,对戏的首要条件,一般来说,必须得是个旗鼓相当的角儿。于张爱玲,宋淇夫妇显然正是。宋淇一九七六年写的《私语张爱玲》,提及一九五五年送别张玲搭船赴美,船才到日本,张爱玲六页长信已经寄到香港,信上说:“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见蔡凤仪编《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  这段看着何其眼熟,能让张爱玲哭的人,也没几个吧?先说胡兰成这段,一九四七年六月张爱玲去温州探逃亡中的胡兰成,回上海后给胡兰成信上说:“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胡兰成《民国女子》,见《今生今世》,台北三三书坊1990)还有就是青春期母亲出国母女道别, “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这幕戏,可谓两场演出的延伸。

  张爱玲面对情感如此耽溺,意味着一种缺陷。表现在人际上一律显出她拙于演练,七情六欲,她更异常生疏,上了台,声音表情注定失控。加上男性角色的长年缺席,只好以“模拟”取代,意思是顶多“像真的”。因此她的演出难免有些夸张。离别,是人生重要情感的开始与结束,对张爱玲还不止,此去异国,她的童女期于此段航程后,将告真正结束,她一定感觉到了,那种“一个人在公寓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的感觉踅回头,苍凉的是,其时,张爱玲已三十五岁。

  这才能解释何以张爱玲对宋淇夫妇的信任接近任性,那是对家人父兄式的任性,是拾起少有的情感。一九六六年张爱玲一月给宋淇两封信都丢了,到了八月,夏志清有机会亚洲行,提到抵港与宋淇联系《怨女》连载与出书事,张爱玲对夏志清说:“如果你怕再闹双包案的话,就等到香港看见他的时候,确实知道没人出书,再替我进行也好。我过两天再给他们写封信去,但是当然又是白写,实在莫名其妙。”(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联合文学》1997年5月号)

  就因为任性所以宋淇是“自己人”。之前宋淇在电懋任制片经理,找张爱玲写剧本“夹在中间受委曲”,又为电懋其他人来找张爱玲写剧本“生了气”,张爱玲不愿宋淇委曲生气下,对夏志清说:“这事不能找宋淇。”(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三)》,《联合文学》1997年6月号)

  抓住最后的家人,她老写信絮絮诉说不休,也要宋淇夫妇“一有空就写信”,可以这么说,张爱玲这“一有空就写信”就是个小女孩的“自鄙”,没信心。宋淇便说:“她认为世事千变万化,甚么都靠不住,唯一可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少见的张爱玲的另一面,这样的信任,还不像个既任性又自鄙的小孩吗?

  我们再看第二位与张爱玲通信最重要的人物──夏志清教授。根据张爱玲写给他的已披露的一百多封信里,婚姻、创作、居所、工作状况接踵而来,使她明显的焦虑与不安。幸而有这位文学知己,张爱玲是掏心掏肺,亦是家人了,她信中,互相交换夏志清兄长夏济安生死事、妻女、母亲、健康消息等等,两人生活有很大部分并轨,她是夏志清隐形的家人。张爱玲给夏志清信件里最让人感喟也等同家人印记的一封,如是流露:. 我 孤 陋 寡 聞 , 還 當 是 自 己 獨 出 心 裁 挪 用 的 。 沒 辦 法 , 只 好 又 改 名 《 閒 書 》 。 小 說 一 般 視 為 消 閒 的 事 , 但 是 題 名 《 閒 書 》 ,
也 是 說 實 生 活 中 一 件 事 情 發 生 , 往 往 閑 閑 而 來 , 乘 人 不 備 。 小 說 摹 仿 人 生 , 所 以 我 也 希 望 做 到 貌 似 閒 適 , 雖 然 ( 寫 ) 出 的 事 也 許 也 不 是 大 事 , 而 是 激 起 內 心 很 大 的 波 瀾 的 小 事 。. Long-time aficionados of Chinese media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influential EastSouthWestNorth (ESWN) blog founder Soong, who’s dedicated much of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ife to diligently providing English-language analyses of domestic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s.    当时我只知道收入《小艾》删改稿的《余韵》及时出版、《余韵》书前发表了张爱玲《关于〈小艾〉》手迹(摘自1987年2月19日致宋淇信,此信《私语录》未选摘)和《〈余韵〉代序》实际出自宋淇之手,完全不知道宋、张之间为此反复讨论,宋淇夫妇为了张爱玲作品的传播和文坛影响,再三斟酌,煞费苦心;更不知道张爱玲《续集》的出版也与此有关,书前的《自序》其实也是宋淇代笔,只有《自序》起首制版的手迹“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来的意思。虽然并没有修正过,近年来写得很少,刊出后经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才是张爱玲自己的文字。有趣的是,宋淇认为拙作评《小艾》文代表了“大陆方面的态度”是一个“计谋”,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对张爱玲佚作感兴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只是在表达我个人的观点而已。数年之后,宋淇复长信热情回答我关于宋春舫藏书下落的提问,想必对我的身份已经了然。然而,时隔二十多年,我仍应为自己无意中给张爱玲和宋淇夫妇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深感抱歉,同时也要为此举客观上促使了张爱玲《余韵》和《续集》的问世而深感庆幸。

  《私语录》的出版是张爱玲遗稿和佚著整理出版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表明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诚然,此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能在《张爱玲语录》中注明宋淇当年所辑录的部分以示醒目,但此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开启了张爱玲研究的新空间,积极意义不容置疑。它也再次提醒我们,现存绝大部分张爱玲传记包括评传都必须重写。. 的确如宋以朗所说,不了解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夫妇间的友谊,很难理解她将遗产留给这对夫妇的举动。《张爱玲私语录》娓娓呈现了他们仨至死方休的——我想说“友谊”,又觉得不对。因为“休”的,不过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联系罢了。友谊,弥漫在他们存世的那个时空,在那儿,永远都在;宋淇、邝文美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张爱玲虽然不信宗教,但她1994年5月5日给邝文美的信中,谈到“祷告病愈的比不祷告的多许多”的TV新闻时,说“我觉得祈祷可能有效”。我是想说,他们的在天之灵,会否仍延续着频切的交流?如果是,那流淌其中的一定仍是彼此深刻的理解与信任。友谊于他们已经成为习惯,是彼此生命曾经的一部分,成为灵魂的一部分,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他们相识于1952年末,自此成为“最好的朋友”。“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张爱玲1955年10月 25日致邝文美)阅读他们四十年间的往来书信,虽然只是些涉及三人友谊内容的节录,也已经一再一再感动得一塌糊涂了,而且非常祈盼张爱玲书信全集的出版。张爱玲说他们的下一代,同他们比较起来,“损失的比获得的多”,她例举的是:“他们不能欣赏《红楼梦》。”(《张爱玲私语录•谈艺》)真正既叹且笑!难怪李丽华的弟弟听了宋淇转述张爱玲对李丽华“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的评价后,说张“究竟是书呆子!”(宋淇《私语张爱玲》)是呀,识汉字的十几亿人有吧,有多少人会把一生不读《红楼梦》——更别说欣赏了——当作人生损失?可我就是爱这“书呆子”看世界看人生的角度,因为相信人之为人,我之为我,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性灵的差异。
  
  说到她与《红楼梦》,多说几句。从十二三岁第一次读到《红楼梦》起,她便成为彻头彻尾的《红楼梦》迷,隔几年就要重读一次。当然啦,每每读到八十一回,“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忆胡适之》)等到大了,知道那是另一个人续写的时,咬牙切齿道:“高鄂妄改——死有余辜”(《张爱玲私语录•人生》)邝文美说她“甚至为了不能与曹雪芹生在同一时代——因此不能一睹他的丰采或一听他的高论——而出过‘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慨。”邝文美呢?她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比张爱玲幸运,因为‘在千千万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我能够不迟不早的遇见了她。虽然现在我们远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谈心,但是每过一阵我能够收到她的长信,读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编的电影无论如何,这总是值得感谢的事。”(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这是何其高度的敬意?真正令我感深肺腑。
  
  一代损失更甚一代的,除了不能欣赏《红楼梦》,不再写信,一定算是其一。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书信往来四十年不绝——书中第一封信是张爱玲1955年10月25日写的;最后一封信是邝文美1995年8月9日写的,距张爱玲去世不足一个月——保存下来的就有600多封,40多万字。琐碎的生活,纤细的感触,绵密的心情,牵挂和思念,信赖与理解铺开信纸,一笔一划地书写。想一想,都觉得奢侈。再想一想,写下的每一句话,对方都懂,只怕是心里的每一个褶子,都可以摊开放平了吧。
  
  不知是否因为张爱玲的书信保存得更为完整的缘故,总觉得他们仨之间的友谊,张爱玲对宋淇、邝文美更多依恋、更多深情。“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毫无意见,仅只是你们的影子在眼前掠过,每天总有一两次。”(张爱玲1956年11月16日致邝文美)“我这朋友极少的人,在我这方面是不拿你们只当朋友看待的。”(张爱玲1961年2月21日致宋淇、邝文美)“反正你们永远在我思想背后,”(张爱玲1965年2月6日致宋淇、邝文美)习惯上“深情厚意”总连一块儿,“厚意”的部分,则是宋淇、邝文美给予张爱玲的更多。他们与她,不仅是挚友,更是事业上的贵人。宋淇俨然将张爱玲当成自己事业的重要部分,且是以牺牲自己著述立说的时间和精力,常常还是抱病而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己的正经事都不做,老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似乎也有忧怨,但他马上又说, “可是如果我不做,不会有另一个人做,只好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做了。”这种缘自情谊的责任感,非常感人。说到依恋、依赖,也十分好理解。张爱玲是一个人,且身处异国;宋淇、邝文美夫妇虽是多病多难,一生劳累不堪,但两人不仅情投意合,大家庭也是满足多于困扰,诸种能力也远强于张爱玲。能者多劳,被依恋被依赖,也再正常不过了。“你可以对我完全信任”宋淇对张爱玲说。
  
  对于宋淇、邝文美美满的婚姻,张爱玲永远是赞叹与理解,却从不嫉妒,那怕羡慕都不见,这一点我认为至关重要。她对邝文美说:“你们的因缘是世上少有的,因为两人都这样敏感,中间没有一点呆钝与庸俗作为shock absorbent [缓冲],竟能相处得这样好。当然这是因为你是太理想的贤妻,但是有贤妻也不一定是好姻缘。”(1956年3月19日致邝文美)“没人知道你们关系之深。两人刚巧都是真独一无二的,each in your own way, & complement each other [性格各异而又互相补足] ,所以像连体婴一样。我旁观都心悸。”(1993年10月17日致邝文美)又说:“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打造也没有那么巧。他稍微有点锋芒太露,你却那么敦厚温婉,正好互相陪衬,互相平衡。”宋淇说:“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人像爱玲那么了解我们!”(邝文美1993年11月15日致张爱玲)
  
  宋以朗在《书信选录》的《引言》中说,父母和张爱玲的书信虽然所涉内容极广,但“又以健康状况至关重要。事实上,这里辑录的书信简直可当一部 ‘病史’来看。”的确如此,宋淇是“凡是希奇古怪的病”差不多都生过,用邝文美的话说是“他病了几十年(屈指算来,已逾半个世纪,信不信由你!)”邝文美自己则患胃癌,张爱玲则肤疾、眼疾、牙疾频频,伤风感冒更是家常便饭,还极易伤筋动骨。几十年来,他们总是在信中细述病情和求医问药的过程,个中自然不乏对爱情、生命、命运这些大话题的感悟。比如宋淇在1988年9月10日给张爱玲的信中说:“总希望能再抱病延年,和文美再厮守一时期,于愿已足,”张爱玲读及此,称“心脾凄动”,并联想到《海上花》译序上的一句话:“爱情的定义之一是夸张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她纠正道,“写的时候也就有点觉得不妥。其实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分别太大了,心理学不过是个最大公约数。”
  
  “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安排得多好!”(《张爱玲私语录•友谊》)张爱玲对邝文美的欣赏、依赖、爱、赞美,简直超出想像——以为她不擅、不喜表达情感嘛,以为她惜语如金嘛。“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1955年10月25日致邝文美)类似这样的话,一说就是几十年。“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这一个人,”(1967年11月1日致宋淇)我止不住好奇地一再以俗人之心揣度邝文美的感受:不安、欢喜、陶醉、骄傲?哈哈!因为这样的赞美出自旷世才女张爱玲呀!“我对女人有偏见,事实是如果没遇见你,在书上看到一定以为是理想化的画像。”(1976年1月25日致邝文美)“我向来见到有才德的女(子),总拿Mae比一比,没一个有点及得上她的。”(1983年2月19日致邝文美、宋淇)张爱玲数十年间,习惯性地在脑子里事无巨细地跟邝文美聊天,正在发生的事都不例外。“如果能够天天和你谈一个钟头,可以胜过心理治疗。”(1959年8月9日致邝文美)直到1992年9月29日,她在给邝文美的信中仍然说: “我至今仍旧事无大小,一发生就在脑子里不嫌啰嗦——对你诉说,睽别几十年还这样,很难使人相信,那是因为我跟人接触少,(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 [可知你如何与众不同] )。”不读《张爱玲私语录》,会一直认为她的闺中密友是炎樱。炎樱当然是,但炎樱做不到“她的作品我都细细读过,直到现在,还摆满案头,不时翻阅。”(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文化、性格以及命运的巨大差异,使她和炎樱绝对不可能像和邝文美这般情投意忺、惺惺相惜。“像你这样的朋友,不要说像自己人,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份。”并且,“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份来。”(《张爱玲私语录•友谊》)
  
  水晶1985年9月21日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文《张爱玲病了》,向外界披露张爱玲染上恐蚤症居无定所,依据是宋淇提供的张爱玲私人信件的影印本。病中的宋淇自知闯下大祸,夫妇俩赶紧致信张爱玲,详述过程认错致歉,自责之深令人唏嘘。邝文美说:“我想起来就气得索索抖,你尽管写信来骂他(他自知该骂,甚至挨打),但千万别因此不再理睬我们。你是我俩共同的知已,我们异常珍视这份真挚悠久的友情,这一点你自然明白。Stephen只是凡人,难免有愚昧的时刻,现在我虔诚地代他求情,请你予以曲宥,你不会拒绝吧?”宋淇说自己“罪莫大焉”,自问“如何对得起你”,担心“此文一出难免影响到我们几十年建筑起来的good will [友好],思之黯然 ”我以为张爱玲会回以长信,不管是受惊、是气恼、是宽宥,都应该有许多话要说,万没想到,她简短说了宋淇大病令她怕再也见不到他的“震动悲哀”,然后旧话重述,说再怎么才德风韵俱全的女人也难和邝文美比,紧接着道:“其实Stephen也一样独一无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 Renaissance man [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别说宋淇、邝文美,连我都感动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若非肝胆相照,天下哪有这样的朋友?”邝文美复信说。
  
  “任何深的关系都使人vulnerable [容易受伤],在命运之前感到自己完全渺小无助。我觉得没有宗教或其他system [思想体系] 的凭借而能够禁受这个,才是人的伟大。”(张爱玲1959年3月16日致邝文美)
  全书分为四部分:邝文美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宋淇文《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写作•谈艺•友谊•女人•人生•杂录》、《书信选录》。每一部分宋以朗都认真写下《引言》,虽略有重复之感(往后读总会读到他所引的部分),但其学者的认真可见一斑。除去弥漫其中的三人的情谊,整本书可谓信息庞庞。我想就算是孰悉张爱玲的读者,也会从中读到数不胜数的惊讶,甚至大可以其为索引,去梳理、扩展一些内容。比如她与炎樱的友谊(颇有些微妙之语);比如她和赖雅的婚姻;比如她虽然没有子女,但对下一代(宋淇邝文美的儿子宋以朗、女儿宋元琳)却有着诸多极其精妙的见解;比如她对那些人极犀利的一言两语:苏青——决不嫉妒、从来不使我嫉妒;潘柳黛——蛇蝎似的人;桑弧——你一得意便又惨又幼稚,永远是那十三岁的孤儿;胡兰成——“从不向人呼彼名,即使听别人提及亦觉刺耳,as if it’s used only in love and passion and died with it[仿佛它只在热恋时管用,没有爱就不复存在]孤独时试呼其名,答复只有‘空虚’,知道人已不在。”但这需要时间,也远不是一篇小文可以容纳的。301则语录,隽妙之语更是俯拾皆是。
  
  意犹未尽,是张爱玲作品给我永远的感受。这一次,还多了邝文美和宋淇。他们智慧与智慧的碰撞,友谊与友谊的对接,理解与理解的默契,他们对彼此高度的尊重与信任,等等,令我抬眼看世界,竟觉得世界干净了一些,澄明了一些,美好了一些。. Recently, The Collected Private Sayings from Eileen Chang, which includes a large number of pictures,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s that back up Soong’s version of events, attempts to deflect attacks that the works are being published against Chang’s will, infringing privacy for profit. Search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cluding webpages, images, videos and more. Google has many special features to help you find exactly what you’re looking for. 张爱玲在日本

  张爱玲在1953年二、三月间给宋淇的书信中,谈到1952年11月“我到日本去了一趟又回来了”,试图通过在日本的好友炎樱找工作。我们知道,胡兰成自1950年起就居住在日本,此时张爱玲跟胡兰成分手没几年,而且胡已彻底伤了爱玲的心,张爱玲到日本肯定不会去见胡兰成。那么,张爱玲此趟日本之行都去了哪里?都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呢?

  张爱玲在1966年5月7日致夏志清的信上,提到1952年重进港大“读了不到一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个月后回港”(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1997年4月)。但没有说在日本的具体行程和见闻,所以我们不曾知晓。上世纪五十年代,跟张爱玲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当属宋淇夫妇,在已公布的书信和宋淇夫妇的文稿中,也没有详细记载。

  那么,张爱玲此行的一个关键人物——炎樱,对此有无记录呢?炎樱因为张爱玲才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人物,本人并不擅写作,自然文字不彰。炎樱后来也从日本来到美国,并同张爱玲一起拜会过胡适先生。炎樱于1997年10月在美去世,晚于张爱玲两年。可惜没人在炎樱生前进行“抢救性发掘”,使得这么个资料库湮没无闻。我们见到的资料,唯有《张爱玲与赖雅》的作者司马新在旧金山见过炎樱,见面前通过电话,见面后也保持着联系,“1995年秋天张爱玲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她,说不幸有个坏消息要报告,她马上猜到了,当下在电话那端饮泣起来”。但司马新没有更多的采访,张爱玲在1966年后的所有书信中也没提过炎樱。难道女人间的友谊就这么脆弱?还是有什么别的变故?连带着我们也无从知晓张爱玲日本之行的具体行踪了。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公布更多的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书信了。

  张爱玲遗稿终归何处

  张爱玲遗嘱指定由宋淇、邝文美夫妇处理其遗物。1995年张爱玲离世后,十四箱遗物从美国运到香港,其中有相片、证件、衣物,以及未曝光的作品原稿与残稿,还有大批信件。目前十一箱存张爱玲合作几十年的台湾皇冠出版社,三箱存宋家。

  宋以朗在《小团圆》前言及《张爱玲私语录》前言中说,四十年间其父母与张爱玲往还书信共六百封左右,这还不包括因双方多次搬家中遗失的部分早期信件。庄信正还说过,他在张爱玲住处见到的照片远多于后来问世的《对照记》,遗物中的更多照片能否问世也是广大张迷所关注的。

  那么这些张爱玲遗稿最终能否公布以便专家、整理研究,就像《蒋介石日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供研究之用?

  我想,保存在大学供研究之用应该是最好的归宿。那么按照与张爱玲的渊源,香港大学当属首选。1939年至1941年张爱玲曾在香港大学读书,其间的经历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另外,香港大学于2007年10月15日曾举办“张爱玲的香港传奇(1939~1941)”展览,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及教授陈婉莹表示过,香港大学愿意保管这批文物,作为研究的档案。宋以朗对港大的保存条件也感到满意。

  旅美学者张错1997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成立了“张爱玲文物特藏中心”,那时宋淇刚去世,邝文美曾送去两箱张爱玲的遗稿,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还从中细致地发现了《海上花》的全部英译初稿。

  还有,保存在台湾的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也算是一个较好的处所。因为《张爱玲全集》就是由这家出版公司在四十年间不离不弃的坚持中出版的,不断地督促不仅催生了许多可能湮没的作品,版税收入也极大地改善了张爱玲的在美生活,况且现在就有十一箱遗物保存在皇冠,都汇集在那里逐项整理不失为一个办法。

  不管怎样,因香港、台湾、美国相距遥远,这些遗稿分散各处总不是办法。宋以朗先生也表示,只要清楚地知道这些遗物会被怎样保存及作何用途,若双方意见即合,他愿无偿把它们捐出来。. Meanwhile, five recipients from Beijing, Taipei and the US received 50,000 to 100,000 yuan Eileen Chang research grants. 百万书库 海量资源,电脑素材 实用教程,百万美图 错过遗憾,百万视频 视觉大片,百万音乐 百听不腻,单反相机手动模式详解.   「大半年功夫,時時刻刻想寫封信給你談談翻譯。無柰這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這種神經質的脾氣不但對身體不好,對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來信,正好我工作結束的當日,所以直到今天才作覆。
  
  大家對我的誇獎,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好,而是因為一般的成績太壞。這不是謙虛的客套,對你還用這一套嗎?
  
  不管怎么樣,我總希望你把眼前這部書結束。凡是你真正愛好的一定譯得好。而且我相信你的成績一定比我好。因為你原來的文章比我活潑,你北方語言的認識與我更不可同日而語,祇要有人能勝過我,就表示中國還有人在,不至於『廖化當先鋒』,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而假如這勝過我的人是我至好的朋友,我的喜悅更不在話下。多做,少做,全無關系,祇消你繼續不斷的幹下去。我以最大的熱忱等著看你的成績。
  
  希望來信,大家不能再像過去大半年這樣隔膜了,尤其是為了彼此的工作,需要經常聯絡。」-傅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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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張愛玲暫居香港,常與我母親鄺文美聊天。家母覺得她什麼話有意思,就抄錄在紙條上,成為後來〈張愛玲語錄〉的參考材料。足本語錄共三百零一則,以下是選編,摘自新書《張愛玲私語錄》中的〈張愛玲語錄(增訂本)〉。下文所有“你”字都指鄺文美。

幼時,每日傍晚跳自由舞,口唱﹕“又一天過去了,離死又近一天。”

我小時候沒有好衣服穿,後來有一陣拚命穿得鮮艷,以致博得“奇裝異服”的“美名”。穿過就算了,現在也不想了。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親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講給母親和姑姑聽的,那時我還小,他以為我不懂,那知道我聽過全記住了。寫出來後他也看見的,大概很氣——只能怪他自己講。

小孩子要末像小狗小貓那樣讓大人玩,要末就像小間諜似的,在旁邊冷眼觀察大人的動靜。我小時候可以算很早熟,雖然樣子老實,大人的事我全知道。後來我把那些話說出來,拿姑姑和母親都嚇壞了。

我從小就充滿自信心﹕記得我在高中二時,看見一位相當有地位的人(顏惠慶)寫給我母親的信,我就不管三七廿一拿它批評了一番,使母親生氣極了。那時候我才十五六歲。
注:顏惠慶(1877-1950),曾任民國政府國務總理並攝行總統職務。張愛玲十五六歲時,他應該正擔任駐蘇聯大使。

我要寫書——每一本都不同——(1)《秧歌》;(2)《赤地之戀》;(3)《北地胭脂》;然後(4)我自己的故事,有點像韓素英的書。(5)《花》(改寫《野草閒花》)〔注一〕;(6)那段發生於西湖上的故事;〔注二〕(7)還有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那段關於我的圓臉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
注一:《野草閒花》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作者是蘇廣成。
注二:“西湖上的故事”應該是指《五四遺事》。

《赤地之戀》中校對一塌糊塗,但是所有黃色的地方都沒有錯字,可見得他們的心理。

一個人在戀愛時最能表現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質。這就是為什麼愛情小說永遠受人歡迎——不論古今中外都一樣。

本來我以為英文《秧歌》的出版,不會像當初第一次出書時那麼使我高興得可以飛上天,但是現在照樣還是快樂。我真開心有你,否則告訴誰呢?

寫那角色(曼楨)的時候我還沒有認識你,可是在我一生所遇見過的女人中你可以說最像她。

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像自己,還不要緊;只怕比自己壞,看了簡直當是自己“一時神志不清”寫的,那才糟呢。

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人。

所愛之人每顯得比實際有深度,看對方如水面添陽光閃閃,增加了深度——也許別人真有深度。但不愛時,則一切都以心理學簡化方式看待。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好——每一方面都好——而一點不自滿的人。描寫壞人容易,描寫好人難。以後我寫好人的時候應該可以容易一點。

你眼睛的神氣好像快樂,可是背後又有一層憂鬱。有深度。

我們到了這年紀才認識,更難得。現在在此而識的人,我都不由自主地存戒心。

不得不信心靈感應——有時大家沉默,然後你說出的話正是我剛在想的。

只要這樣,同你在一個城市,要見面的時候可以見面——即使忙得不能常常見面也不要緊——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將來到了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個談得來的人,以前不覺得,因為我對別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份(如炎櫻和桑弧等對我的瞭解都不完全,我當時也沒有苛求)我已經滿足。可是自從認識你,知道這世界上的確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方面,我現在反而開始害怕。

幸而我們都是女人,才可以這樣隨便來往,享受這種健康正常的關係,如果一個是男的,那就麻煩了。

你們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訂造也沒有那麼巧。他稍為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正好互相陪襯,互相平衡。

漂亮的男人往往不娶美麗的太太,就好像美麗的女人往往不嫁漂亮的丈夫,因為自己已經有的,就不希罕了。

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揀太太。

美人並不需要學問。

最討厭是自以為有學問的女人和自以為生得漂亮的男人。

快樂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徒然的,就好像貓和狗也可以快活——不過並不是真正的快樂。

女人總想被棄前先棄人,希望至少能讓他吃點苦。

電車上一少婦,相當美,看來如少女。兩孩拚命同她說話叫她姆媽,她不甚理會,裝好像不同他們在一起,眼睛只顧往窗外看。買票時也不多說,只用眼睛射射兩孩,使賣票員也弄不大清楚。這女人使人一看而知她對婚姻和家庭不滿——簡直是一篇小說。

“宗教”有時是扇方便之門。如炎櫻——她固信教,不說謊,可是總有別的辦法兜圈子做她要做的事。我覺得這種“上帝”未免太笨,還不容易騙?

每次看“選美競賽”的照片,最使我感覺興趣的是宣佈結果後落選者的表情,即使有些人故意笑,也笑得非常勉強。(在香港這小圈子尤其如此,外國似乎不使人覺得這樣。)

最好照相拍得像自己,又比自己好看一點。

我喜歡圓臉。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願意有張圓臉。(正如在蘭心拍的一張照相,頭往上抬,顯得臉很圓。)

回憶永遠是惆悵的:愉快的,使人覺得“可惜已經完了”,不愉快的想起來還是傷心,最開心的莫如“克服困難”,每次想起來都重新慶幸。

雖然當時我很痛苦,可是我一點不懊悔只要我喜歡一個人,我永遠覺得他是好的。

我從來不故意追憶過去的事,有些事老是一次一次回來,所以記得。

一個人死了,可能還活在同他親近愛他的人的心——等到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沒有了。. 【 明 報 專 訊 】 張 愛 玲 寫 英 文 《 少 帥 》 , 完 成 前 七 章 後 擱 下 。 1981 年 12 月 25 日 宋 淇 致 張 愛 玲 信 中 建 議 她 把 這 本 「 以 張 學 良 為 主 角 」 但 「 外 國 人 搞 不 清 ( 書 中 ) 中 國 人 的 『 三 字 經 』 」 的 小 說 「 動 手 譯 成 中 文 」 。 張 愛 玲 誤 以 為 宋 淇 把 《 少 帥 》 題 目 記 成 《 三 字 經 》 , 在 次 年 2 月 1 日 覆 信 中 說 : 「 『 三 字 經 』 是 Stephen( 宋 淇 ) 記 錯 了 , 現 在 『 三 字 經 』 指 『 丟 那 媽 』 等 罵 人 的 話 , 我 不 會 用 作 題 目 。 」. 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一)《秧歌》;(二)《赤地之恋》;(三)Pink Tears;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有点像韩素英的书——不过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她是个second rate writer ,别的主场等却没有关系。我从来不觉得jealous of her ,虽然她这本书运气很好,我可以写得比她好,因为她写得坏,所以不可能是威胁,就好像从前苏青成名比我早,其书的销路也好,但是决不妒忌她。(五)《烟花》(改写《野草闲花》);(六)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还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moon-face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许有些读者不希望作家时常改变作风(They expect to read most of what they enjoyed before),Marquand 写十几年,始终一个方式,像自传——但我学不到了。.   张爱玲与我父亲同岁。我父亲还健在,而张爱玲去世已十五个年头。父亲除了耳背之外,其他健康指标尚属于美国的“三快”标准,即“说得快,吃得快,走得快”。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标准,现在又加了“两快”,即“拉得快,睡得快”。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上海居住,却对张爱玲一无所知,见我言必称张,命我 “且拿一本她的书来看看”。看过之后,未置可否,只说他们当时只看鲁迅茅盾一线的。父亲见我书柜里一排周作人的书,鄙夷地说了两个字“汉奸”。从此父子之间的交谈仅类乎“今天天气”及“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亲情尚若此,不相干的人无稽谩骂“张周”,我只觉得他们浅薄,认为他们没资格。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张爱玲,真不是受了别人的聒噪。我也是像胡某人一样,读了张的句子,“不觉身体坐直起来”,区别只是胡某人瞧的是《天地》上的《封锁》,我是《杂志》上的《金锁记》。张爱玲写月亮,我认为是白话文第一人:“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句子,那些与朵云轩在一个城市的学者教授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与主张无关,与才华有关。张爱玲的这段同样精彩无比:“秋夜,生辰,睡前掀帘一瞥下半夜的月色,青霜似的月色,半躺在寒冷的水门汀洋台栏杆上。只一瞥,但在床上时察觉到重帘外的月光,冰冷沉重如青白色的墓石一样地压在人心胸上。亘古的月色,阅尽历代兴亡的千百年来始终这样冷冷地照着,然而对我,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已经像墓碑似的压在心胸上。”(《张爱玲私语录》)

  尽管够好了,可是张爱玲还要求更好:“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小团圆》)

  水晶先生曾与张爱玲有过一夕谈,“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作家,第一要紧是想象的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第二要紧是描述的能力(这也几乎是不能大器晚成的),第三要紧是不能是政治型作家,作息时间是次要的因素。周作人是不熬夜的,他说: “从前无论舌耕或是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之后就只打算睡觉。”他还说:“不喜‘落夜’或云熬夜。我不知道是白天好还是黑夜好,据有些诗人说是夜里交关有趣,夜深人静,灯明茶熟,读书作文,进步迅速,我想那一定是真的。”(《夜读的境界》)周作人说的“交关”是上海话,是“很”和 “非常”的意思。

  张爱玲没有拿过中国人发的薪水,生活靠的全是一笔一笔的稿酬,仅此一点,能做到的文人有几个——他们很体面地生活在体制内,很道德地数落着老张和张迷。张爱玲的这种谋生方式,对于维护她最看重的自尊,至关重要。她说:“有人说:不觉得时间过去,只看见小孩子长大才知道。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每到月底拿薪水——知道一个月又过去了。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经验。”宋淇很幽默地说,“现在爱玲可以靠每半年结版税知道,只是相历时间长一点。”我很久才醒悟过来,看不惯老张的人均没有幽默细胞,冷的黑的都没有,他们处处不如前辈,连丁玲都会冒出一句某某“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及“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张爱玲也有赞美面孔的妙辞——“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谁有这么荣幸被她这么夸奖?听说张爱玲连大明星李丽华的账都不买,而陶金为了李丽华差点做了蠢事。

  如果把文字当成说话的话,张爱玲要算说话刻薄不饶人的,可是她还是被潘柳黛狠狠刻薄了一回。潘柳黛当年在上海文坛的女流作家中也算一号人物吧,名气虽不及张,但也没落下多少,听说她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四才女”。潘柳黛讽刺“李鸿章曾外孙女”张爱玲——“以这点‘贵族仙气儿’来标榜她的出身”——“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张爱玲何曾挨过这样的瘪,我倒觉得老张是不怕骂的,但是像潘柳黛这么犀利的嘲讽却经不住。她的回击罕见的软绵:“她(潘柳黛)的眼睛总使我想起‘涎瞪瞪’这几字。”

  张爱玲是优雅的,洋派的优雅,优雅跟才华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水晶说:“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Bostonians)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周恩来总理的优雅是公认的,不只是在外交场合。我看过一个邢台地震纪录片,总理到灾区慰问,在风沙弥漫中安抚群众。其中有个镜头是总理一边吃饭一边指导救灾,我发现,总理大口往嘴里扒拉米饭的动作优雅之极。总理用过的碗,现在收藏在邢台地震资料馆。.   《张爱玲私语录》之后,宋以朗还透露了剩余张爱玲遗稿的出版计划。2010年9月将在台湾和香港出版《 The Book of Change 》和《雷峰塔》、《易经》。2011至2012年则计划出版张爱玲的书信全录,预计3卷。此前,在2010年的4月和5月,还分别出版了《异乡记》和英文版的《雷峰塔》。宋以朗表示,密集出版是为纪念张爱玲诞辰90周年。据悉,一系列的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最具看点。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 It remains a personal interest to maintain it. 从已公布的张爱玲书信中我们知道,在美频繁的搬家过程中,张爱玲的作品有多部遗失,如两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1966年12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不知是什么内容,也不知后来是否补写;“正在写的一大卷稿子”搬家时丢失,庄信正疑为《对照记》的初稿,后张爱玲“凭记忆写出来”;部分《海上花》英译稿迁徙中遗失,后来的译稿全璧或为补译(后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浦丽琳女士在张爱玲遗稿中发现并出版,英文名《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张爱玲从1983年到1991年因虫患频繁搬家,有一段时期是几天换一个汽车旅馆,随身东西大量丢弃,其中也不乏文稿,所以才有台湾记者戴文采淘垃圾之举。如果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安定些,或许会有更多传世的作品吧。. 我 孤 陋 寡 聞 , 還 當 是 自 己 獨 出 心 裁 挪 用 的 。 沒 辦 法 , 只 好 又 改 名 《 閒 書 》 。 小 說 一 般 視 為 消 閒 的 事 , 但 是 題 名 《 閒 書 》 ,
也 是 說 實 生 活 中 一 件 事 情 發 生 , 往 往 閑 閑 而 來 , 乘 人 不 備 。 小 說 摹 仿 人 生 , 所 以 我 也 希 望 做 到 貌 似 閒 適 , 雖 然 ( 寫 ) 出 的 事 也 許 也 不 是 大 事 , 而 是 激 起 內 心 很 大 的 波 瀾 的 小 事 。. Although his website has long been blocke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Soong was speaking in defense of a different project at One Way Street Library Beijing, Saturday: clarifying his intention in publishing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acclaimed Chinese writer Eileen Chang, despite growing criticism. Search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cluding webpages, images, videos and more.

  張愛玲就那麼不喜歡電話?不見得吧:
  
  「寫完一章就開心,恨不得立刻打電話告訴你們,但是天還沒有亮,不便擾人清夢。」-《張愛玲私語録•寫作》
  
  在張愛玲的小說裡頭,用電話對白串聯的情節又是何其多也?猶其是《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頭,,她甚至於連電話邊上人物的動作手勢都描述得生動若現:
  
  「曼璐只管沉沉地想著,把床前的電話線握在手裡玩弄著,那電話線圓滾滾的像小蛇似的被她匝在手腕上。」-張愛玲:《十八春》
  
  即便,祇是讀著《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頭阿小那左一聲右一聲的「哈羅?是的密西,請等一等。」讓人也會不禁失笑。張愛玲真是那麼不喜歡電話嚒?不是的,「閑話對景」很重要,然而,那一個年代對於張愛玲來說,「閑話」不「對景」的訪問者太多了,於是乎,張愛玲的不喜歡電話就成了一個故事。其實,對於當年那一個獨居異國他鄉公寓的張愛玲來說,能夠與遠在香港的宋淇鄺文美夫婦或則其他朋友經常通上一個電話該有多麼好啊。. 還有最最令人不忍的「蟲蟲危機」。

與之對比的是美滿的俗世夫妻宋淇與鄺文美,永遠都那樣熱心腸地對她、為她,一片赤誠地想『build her up』,溫柔敦厚鞠躬盡瘁只為愛惜她的才華。鄺文美是個可愛的女子:『現在我總算學會了一些治家的小技能-包括獨自上街買餱,而且不以為苦。』苦中作樂教人心折;『我們現在的想法是兩人病後餘生,今後的日子全是撿來的。』又這樣豁達有智慧。書信一開始因為只有張愛玲單方面(單相思?!)獨白,簡直不明白她為何如此誇張地讚美、歌頌Mae,直到後來她的文字出現,才明白此人果然是極有修為的女性,也真懂得體諒張愛玲--我想宋以朗大概也很以父母為榮,才費心整理出版這些書信吧。

宋淇也是個不可思議、坦蕩蕩的君子,他形容自己兒子:『大概有點天才,人很怪,沒有什麼朋友,思想很有深度,英文寫得好得不得了。』全是就事論事,對張愛玲更是愛之深責之切:『看你忽然膽小起來,只想向容易的路上走,真覺得沒有出息。』好一個諍友!還有這一句:『凡有建築物,尤其舊樓,凡有人居的地方一定會有螞蟻。下次不可再如此驚慌;焉知新郵箱沒有螞蟻?』如此殷切是怕再度失聯,是真的很關心才開口訓誡。但又那麼一心一意、兩肋插刀、幾乎失了原則地幫她:『只好硬著頭皮,代擬了一篇短序,特為隔行抄,以便你刪改。如你有時間,可以加以改寫,如沒有充裕的時間,則請你將口氣改得像你一點。』為她代筆卻是一點也不居功,而心疼難過則自己收藏:『平信會遺失,掛號信不能收(因為她弄丟身分證),到手後忘了看,看到了又不入腦。想不到一代才女會落到這地步,不禁憮然。她的近況,除你(皇冠編輯陳皪華)外,別人前我一字不提,免得不必要的驚惶。』

我真為張愛玲到老到死都有這樣的摯友愛惜、相挺而欣慰,在她都要放棄自己、棄絕人世的時候,還有人這樣癡心守護著她即使隔著千山萬水,即使永遠都有時差,在空中錯過的信件總還是會遇見。

這些書信往來有著不可思議的甜膩,也有令人動容的真情。也許距離造成美感,但兩方都坦承地暴露自己的短處、陰暗面甚至難堪的身體病痛(看他們兩方交換病痛真是驚心動魄!)。摯友間說的盡是芝麻大的小事,但也只肯對彼此說,飄洋過海的信紙上載著的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小牢騷、遲到的安慰、對過往小事的追憶。張愛玲特龜毛:『別人即使願意聽我也不願意說,因為不願顯得silly或嘮叨。』也因此特別專一:『隔了這些年,還是只要腦子裡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以前也從來沒第二個人可告訴。我姑姑說我事無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要她打開自己的心談何容易?但要達到她對朋友的要求(她無止盡的依賴心其實也是沉重的壓力)更是難上加難

楊照在十月三日與張惠菁對談(張惠菁基本上都語無倫次,楊照其實是和主持人楊澤在對談)<張愛玲的文學成就>時指出,這本書信集讓他更確信張愛玲是想出版<小團圓>的,只是不願意違逆她最信賴依賴的宋淇夫婦。他還提到一點也讓我心有戚戚焉,就是張愛玲在她自己(包括文字)的『小世界』裡的『霸道』,如果不能完全控制便是完全棄絕。那種寧可玉石俱焚也不肯多遷就一分、寧可退到最深處的角落也要求一個完全「自主」的清靜、寧可斷絕整個人世的連結也不要被打擾驚惶(連蟲子都可以嚇壞她),滲透在所有獨白中,讓我心驚、讓我於心不忍。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她是以一個『蒼涼的手勢』告別人世,求仁得仁,當然現在我仍深信她就是刻意選擇這樣的姿態離世,要世人這樣記得她,只是赤裸裸地看見了這個孤絕背影後的無助淒涼,心痛不已。她以生命為代價也要維持那樣的純度與高度,她真的離我們好遠好�

好傷心啊!

當然張愛玲的文字(尤其是散文)是好的,瑣碎中見趣味、滄桑中更見智慧。她當然仍是聰明雋永的,用字遣詞別出心裁卻又極自然,比如:『你整天應付那一班人,在你也許覺得勝之不武』令人會心一笑;『病後的世界像水洗過了似的,看事情也特別清楚』,是冰雪聰明的通透與溫柔。

<語錄>裡的她自然是妙語如珠的:

『書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點是使我近視加深,但還是值得的。』又回到了成名要趁早那時的小女生!

『替別人做點事,又有點怨,活得才有意思,否則太空虛了。』我特別喜歡這樣通透世故的她。

『Everyone should have a little inferiority complex –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people in check, so they wouldn’t get too long-winded and generally insufferable.   
  「聞臺北觀櫻花盛況:
  
  紅帽哼來黑帽哈
  武陵太守看梅花
  梅花忽地開言道
  小的梅花接老爺」
  
  這四句妙語的出處,《張愛玲私語録》的編輯人-宋以朗先生倒是費心思作了考據:或說出自清代獨逸窩退士所輯的《笑笑録》,或說出自清代倪鴻的《桐陰清話》。其實,這等話語究竟出於何處倒是不太打緊的,打緊的是究竟張愛玲又瞄上了哪一個,準備冷幽默一囬,借題發揮給讀者們講一個何等樣的絕妙故事呢。. 《雷峯塔》和《易經》這兩本英文創作未能在歐美出版人中找到「伯樂」,最簡單的說法是語言障礙。中英文兼通的讀者,一樣為其中人物的名字「陌生化。」化名 Lute的是愛玲。 Dew是她媽媽。 Elm Brook是爸爸。這也罷了。最陌生的是一些較次要的角色,如女僕 Dry Ho。 Dry Ho. Have it out by writing--so that others will share the burden of my memory that they will rememebr, that I might forget. 从已公布的张爱玲书信中我们知道,在美频繁的搬家过程中,张爱玲的作品有多部遗失,如两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1966年12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不知是什么内容,也不知后来是否补写;“正在写的一大卷稿子”搬家时丢失,庄信正疑为《对照记》的初稿,后张爱玲“凭记忆写出来”;部分《海上花》英译稿迁徙中遗失,后来的译稿全璧或为补译(后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浦丽琳女士在张爱玲遗稿中发现并出版,英文名《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张爱玲从1983年到1991年因虫患频繁搬家,有一段时期是几天换一个汽车旅馆,随身东西大量丢弃,其中也不乏文稿,所以才有台湾记者戴文采淘垃圾之举。如果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安定些,或许会有更多传世的作品吧。. “A tiger’s head and a snake’s tail. Big thunder, small rain drops”.

Soong began his own account this April, following over 700 users and attracting some 24,000 of his own

“Weibo is the future, instead of blogging,” he predicted. 详细说明:摄像头拍摄 和保存图片的应用程序,语言C++ 完成-Camera and save the image applications, language C++ Completed. Though widely considered a mediocre and insipid work, the sexually explicit Little Reunion proved a million-copy bestseller in 2009, revealing the author’s previously unknown private life and family secrets written in 1976. Soong inherited Chang’s literary legacy in 1995 and set about releasing the unpublished Little Reunion (1976) and Chinese editions of The Fall of the Pagoda and The Book of Change (both 1963), two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s written in English but turned down by US publishers. 张爱玲1969年7月至1971年6月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两年研究,这个职位的前两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后由夏志清力荐,陈世骧先生出面邀请而成。据庄信正介绍,这个职位的工作是收集大陆报刊上的常用词语,做一些解释,编成词语汇编,然后写成分析和论述的专题论文。我想这类似美国研究中国的智库工作。比如庄信正就出版过一本《邓拓与燕山夜话》,夏济安也出过一本小册子《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rople’s 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年出版)。所以庄信正见到当时大陆的有关资料尤其是“文革”的资料就会寄给张爱玲。而从通信中我们知道,张爱玲这时一边做《红楼梦》考证,一边兼及研工作。到任职近于结束时,张爱玲交来的文稿却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而不像以前的学术论文的写法。对此,陈世骧不满意,张爱玲也感觉很无辜,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是不跟人谈这些的,要你自己写的东西被接受”。张爱玲肯定是用她最擅长的感性的写作方式,后来却因文稿不符合论文格式未予出版。我估计这是几任研究人员中唯一未出版研究结果的一次。. 張愛玲「妒忌」林語堂、覺得他「不配」,或可視為酸葡萄心理的反射。除了海棠無香鰣魚多骨外,張愛玲終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語堂那樣靠英文著作在外國領風騷。她從小就立志當雙語作家。十八歲那年她被父親 grounded,不准離開家門。病患傷寒也不得出外就醫,如果不是女傭使計幫她脫險,可能早丟了性命。康復後,愛玲把坐「家牢」的經過寫成英文,寄到英文《大美晚報》( Shanghai Evening Post)發表。編輯給她代擬的題目是:〈 What a life.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上)

《張愛玲私語錄》中提到了一段往事:那是一九五七年,張愛玲編劇的一齣電影《情場如戰場》在香港上映,她的好友鄺文美在電影公司「電懋」旗下的《國際電影》雜誌,以「章麗」署名,撰文〈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為電影宣傳。用通俗的術語說,那篇文章是一篇宣傳稿,俗稱蛇稿,又稱鱔稿,是推銷行為的一項文字產物。這篇「蛇稿」刊登了之後,張愛玲回信戲謔說,即使那是鄺文美次佳之作,也已經十分滿意。如張所言,寫這種文章,的確「看如容易卻艱辛」。

筆者以前在音樂製作及傳媒機構工作過,頗認識寫鱔稿這個工種。我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用過很多連自己都記不清楚也不敢相認的筆名,在大小報章、各類期刊寫我公司產品的推介文字。這些蛇稿,一個人就算懂得撒豆成兵地化出很多筆名去寫,大概還會寫得很單一和很片面,於多角度和多趣味上常覺力有不逮。所以,我其中一項職責,便是帶備產品,拜訪報章雜誌的專欄作者,請求他們為音樂產品做點「評論」。

這些專欄作者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頗寬和的,如果產品不太爛,他們都會在專欄寫寫,給你的產品曝曝光,語氣不慍不火,反正他們也要找題目去爬格;另一類作者比較性格強悍,個性鮮明,要讚要彈,都是他們自己的神聖領域。

老實說,組織寫宣傳稿這個工種,雖然暱稱劏蛇、劏鱔,但依然有些底線要守,某些高地要立的。譬如是,寫推介文字,怎都要找些賣點、取些新穎角度、引申一些趣味等等。老一輩的娛樂記者和專欄作者,很多文筆都好,性情也很寬和仁厚,有些和歌星、影星等知名人士還樹立起很好的交情,遇上知名者發生了難堪的事,他們也可以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底下,不用打起「讀者有知情權」的幌子,來做剝削性的暴露。這是我認識的香港和諧年代。

2010年11月30日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下)

從某些日子開始,擺平輿論,變成了各行各業的共通訴求。這些行業,由最頂的包括了政府、公營機構、服務機構、慈善機構、大企業;中至消費品牌、服務品牌持有人、個別社團;下至小本經營、迫不得已而成為了曝光人物的個別人士,包括意外地出了風頭的人物和迫不得已成為了苦主的新聞人物。

這般現象,大概便因為資訊載體過度膨脹而引致的大勢所趨。

我在九十年代有段很長的時間做了機構人,每天都有同事將當日有關筆者機構的新聞剪報放到我桌上便覽,為防疏漏,自己還會花很多時間速閱十多份報章期刊;遇上不利流言,要想方設法擺平,當然會成為分內的事。後來我真真正正地體驗到,中國人是一個怕是非的民族。所以,那些喜歡算命的人,總要多問一句,他有沒有是非、有沒有小人。那是一種關乎國情的「特產」。

暢所欲言而又能言之有物,文字生動而又流暢可人,那大概已經成為了一種舊價值。一九五七年,應該是鄺文美的文字走運的一年,這麼多年後,一篇蛇稿仍然可以挺拔,為研究一代小說家提供了鱗光片羽的資料,並且以其流暢悅目的文筆,看如容易卻艱辛地可堪閱讀。

新世紀一方面要擺平輿論,另一方面卻迅速地捨棄文字和語言。我在所住的地方到鎮上走走,一條街頭到街尾的食肆、小食店,幾乎每一家都有張貼報章傳媒為他們劏鱔的剪報。語言貧乏變成了時代特色,譬如說,推介飲食的節目和文章,會說食物很有口感、很爽口、食豬有豬味(難道會有東星斑味?)。

墨西哥籍導演艾力謝高.高沙里斯.依拿力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於二○○六年拍了一套《巴比塔》(Babel),談現代人溝通的失效,頗受推崇。香港是一個商務社會,行銷是日常生活,只是每個年代,便用上不同的推銷語言和行銷風格,我只是覺得,就算只是商務溝通,我們也愈來愈住進了巴比塔。.

(3) 434 Potrero Grande, Monterey Park. 详细说明:摄像头拍摄 和保存图片的应用程序,语言C++ 完成-Camera and save the image applications, language C++ Completed. 张爱玲1969年7月至1971年6月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两年研究,这个职位的前两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后由夏志清力荐,陈世骧先生出面邀请而成。据庄信正介绍,这个职位的工作是收集大陆报刊上的常用词语,做一些解释,编成词语汇编,然后写成分析和论述的专题论文。我想这类似美国研究中国的智库工作。比如庄信正就出版过一本《邓拓与燕山夜话》,夏济安也出过一本小册子《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rople’s 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年出版)。所以庄信正见到当时大陆的有关资料尤其是“文革”的资料就会寄给张爱玲。而从通信中我们知道,张爱玲这时一边做《红楼梦》考证,一边兼及研工作。到任职近于结束时,张爱玲交来的文稿却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而不像以前的学术论文的写法。对此,陈世骧不满意,张爱玲也感觉很无辜,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是不跟人谈这些的,要你自己写的东西被接受”。张爱玲肯定是用她最擅长的感性的写作方式,后来却因文稿不符合论文格式未予出版。我估计这是几任研究人员中唯一未出版研究结果的一次。. Although his website has long been blocke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Soong was speaking in defense of a different project at One Way Street Library Beijing, Saturday: clarifying his intention in publishing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acclaimed Chinese writer Eileen Chang, despite growing criticism. 但 張 愛 玲 並 未 廢 棄 「 惘 然 記 」 。 1983 年 6 月 她 在 台 灣 皇 冠 出 版 新 舊 小 說 混 搭 的 新 集 子 , 就 名 《 惘 然 記 》 , 而 且 還 把 《 惘 然 記 》 作 為 序 文 題 目 。 單 篇 的 《 惘 然 記 》 在 同 年 5 月 26日 台 北 《 聯 合 報 》 副 刊 先 行 發 表 時 , 文 前 有 她 自 己 的 五 段 說 明 , 可 視 為 一 篇 獨 立 的 小 散 文 , 很 有 趣 , 前 段 照 錄 如 下 :. 戀愛上的never與forever同樣的短促嗎?但我的never是never,我的forever是forever,my love died a natural death, but natural death can be agonizing and long drawn. Meanwhile, five recipients from Beijing, Taipei and the US received 50,000 to 100,000 yuan Eileen Chang research grants. 《出版之門》2011-06-27報道:由香港電台文教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出版總會聯合主辦的“第四屆香港書獎”,6月24日下午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聽舉行頒獎禮。大會共表揚11本2010年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書籍;另外,由公眾於2011年5月4日至6月1 日以網上或郵遞方式投票選出 “我最喜愛年度好書”的環節,共有約一千人參與,結果由《八十後運動──香港新青年革命》以189票獲選。

據介紹,於2007年1月開始舉辦的“香港書獎”,旨在推動優質閱讀,香港讀者提供一張全面的書單,表揚優秀的中文出版書籍。經17位專業評審從329本被提名書籍中選出11本獲得“第四屆香港書獎”的中文書籍為:林匡正的《八十後運動──香港新青年革命》(次文化有限公司)、潘毅、盧暉臨、張慧鵬的《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潘慧嫻的《《地產霸權》》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的《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叢書》(一套11冊,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何鴻毅家族基金)、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麥田出版)、北島的《城門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高耀潔的《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增訂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的《張愛玲私語錄》(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的)、丁新豹的《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盧瑋鑾、熊志琴 (訪問) 熊志琴(紀錄)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Begun by Soong with a seven-member judging panel, the five-year project will encourage more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ang, with a million yuan fund. In the case of the recent Guo Meimei Red Cross scandal, he cited a list of 20 rumors made up by netizens on Sina Weibo.

另請參見:

  张爱玲与我父亲同岁。我父亲还健在,而张爱玲去世已十五个年头。父亲除了耳背之外,其他健康指标尚属于美国的“三快”标准,即“说得快,吃得快,走得快”。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标准,现在又加了“两快”,即“拉得快,睡得快”。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上海居住,却对张爱玲一无所知,见我言必称张,命我 “且拿一本她的书来看看”。看过之后,未置可否,只说他们当时只看鲁迅茅盾一线的。父亲见我书柜里一排周作人的书,鄙夷地说了两个字“汉奸”。从此父子之间的交谈仅类乎“今天天气”及“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亲情尚若此,不相干的人无稽谩骂“张周”,我只觉得他们浅薄,认为他们没资格。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张爱玲,真不是受了别人的聒噪。我也是像胡某人一样,读了张的句子,“不觉身体坐直起来”,区别只是胡某人瞧的是《天地》上的《封锁》,我是《杂志》上的《金锁记》。张爱玲写月亮,我认为是白话文第一人:“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句子,那些与朵云轩在一个城市的学者教授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与主张无关,与才华有关。张爱玲的这段同样精彩无比:“秋夜,生辰,睡前掀帘一瞥下半夜的月色,青霜似的月色,半躺在寒冷的水门汀洋台栏杆上。只一瞥,但在床上时察觉到重帘外的月光,冰冷沉重如青白色的墓石一样地压在人心胸上。亘古的月色,阅尽历代兴亡的千百年来始终这样冷冷地照着,然而对我,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已经像墓碑似的压在心胸上。”(《张爱玲私语录》)

  尽管够好了,可是张爱玲还要求更好:“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小团圆》)

  水晶先生曾与张爱玲有过一夕谈,“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作家,第一要紧是想象的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第二要紧是描述的能力(这也几乎是不能大器晚成的),第三要紧是不能是政治型作家,作息时间是次要的因素。周作人是不熬夜的,他说: “从前无论舌耕或是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之后就只打算睡觉。”他还说:“不喜‘落夜’或云熬夜。我不知道是白天好还是黑夜好,据有些诗人说是夜里交关有趣,夜深人静,灯明茶熟,读书作文,进步迅速,我想那一定是真的。”(《夜读的境界》)周作人说的“交关”是上海话,是“很”和 “非常”的意思。

  张爱玲没有拿过中国人发的薪水,生活靠的全是一笔一笔的稿酬,仅此一点,能做到的文人有几个——他们很体面地生活在体制内,很道德地数落着老张和张迷。张爱玲的这种谋生方式,对于维护她最看重的自尊,至关重要。她说:“有人说:不觉得时间过去,只看见小孩子长大才知道。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每到月底拿薪水——知道一个月又过去了。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经验。”宋淇很幽默地说,“现在爱玲可以靠每半年结版税知道,只是相历时间长一点。”我很久才醒悟过来,看不惯老张的人均没有幽默细胞,冷的黑的都没有,他们处处不如前辈,连丁玲都会冒出一句某某“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及“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张爱玲也有赞美面孔的妙辞——“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谁有这么荣幸被她这么夸奖?听说张爱玲连大明星李丽华的账都不买,而陶金为了李丽华差点做了蠢事。

  如果把文字当成说话的话,张爱玲要算说话刻薄不饶人的,可是她还是被潘柳黛狠狠刻薄了一回。潘柳黛当年在上海文坛的女流作家中也算一号人物吧,名气虽不及张,但也没落下多少,听说她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四才女”。潘柳黛讽刺“李鸿章曾外孙女”张爱玲——“以这点‘贵族仙气儿’来标榜她的出身”——“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张爱玲何曾挨过这样的瘪,我倒觉得老张是不怕骂的,但是像潘柳黛这么犀利的嘲讽却经不住。她的回击罕见的软绵:“她(潘柳黛)的眼睛总使我想起‘涎瞪瞪’这几字。”

  张爱玲是优雅的,洋派的优雅,优雅跟才华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水晶说:“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Bostonians)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周恩来总理的优雅是公认的,不只是在外交场合。我看过一个邢台地震纪录片,总理到灾区慰问,在风沙弥漫中安抚群众。其中有个镜头是总理一边吃饭一边指导救灾,我发现,总理大口往嘴里扒拉米饭的动作优雅之极。总理用过的碗,现在收藏在邢台地震资料馆。. Have it out by writing--so that others will share the burden of my memory that they will rememebr, that I might forget.   「大半年功夫,時時刻刻想寫封信給你談談翻譯。無柰這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這種神經質的脾氣不但對身體不好,對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來信,正好我工作結束的當日,所以直到今天才作覆。
  
  大家對我的誇獎,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好,而是因為一般的成績太壞。這不是謙虛的客套,對你還用這一套嗎?
  
  不管怎么樣,我總希望你把眼前這部書結束。凡是你真正愛好的一定譯得好。而且我相信你的成績一定比我好。因為你原來的文章比我活潑,你北方語言的認識與我更不可同日而語,祇要有人能勝過我,就表示中國還有人在,不至於『廖化當先鋒』,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而假如這勝過我的人是我至好的朋友,我的喜悅更不在話下。多做,少做,全無關系,祇消你繼續不斷的幹下去。我以最大的熱忱等著看你的成績。
  
  希望來信,大家不能再像過去大半年這樣隔膜了,尤其是為了彼此的工作,需要經常聯絡。」-傅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 张爱玲1969年7月至1971年6月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两年研究,这个职位的前两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后由夏志清力荐,陈世骧先生出面邀请而成。据庄信正介绍,这个职位的工作是收集大陆报刊上的常用词语,做一些解释,编成词语汇编,然后写成分析和论述的专题论文。我想这类似美国研究中国的智库工作。比如庄信正就出版过一本《邓拓与燕山夜话》,夏济安也出过一本小册子《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rople’s 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1961年出版)。所以庄信正见到当时大陆的有关资料尤其是“文革”的资料就会寄给张爱玲。而从通信中我们知道,张爱玲这时一边做《红楼梦》考证,一边兼及研工作。到任职近于结束时,张爱玲交来的文稿却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而不像以前的学术论文的写法。对此,陈世骧不满意,张爱玲也感觉很无辜,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是不跟人谈这些的,要你自己写的东西被接受”。张爱玲肯定是用她最擅长的感性的写作方式,后来却因文稿不符合论文格式未予出版。我估计这是几任研究人员中唯一未出版研究结果的一次。. 』多麼敏銳機智,讓人全然不覺她在人際關係中受的委屈

但我最受震動的是這一句:

『雖然當時我很痛苦,可是我一點不懊悔只要我喜歡一個人,我永遠覺得他是好的。』

這是她的溫柔。但我並不知道,用了整個後半生來省思、清算自己的前半生的她,超脫了嗎?

這本書的最後一個注釋提到了王家衛,他說『於是我就想用<半生緣>的角度去拍武俠電影。金庸跟張愛玲在一起會怎麼樣?』後來就有了美麗至極的<東邪西毒>。這也算是另一種『遺產繼承』吧(請再度見註1),一種獨一無二的「張愛玲夢魘」,會是好幾世代的追尋。(對我亦是一生的追尋,每次重讀張愛玲,就又愛上她一次)

註1:楊澤在當年人間副刊紀念張愛玲辭世一周年時率先使用了這個「頭銜」,我還記得他更正張愛玲的生日(是九月十九號)然後附註一句『沒錯,張姑姑當然應該是處女座的』。之後在演講場合有機會聽到他親自解釋這個典故,原來是引瘂弦<如歌的行板>一句莫名的詩句:『姑媽遺產繼承之必要』--張愛玲的文學遺產,還真的是龐大複雜得不知如何繼承呢。

(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皇冠). ” It remains a personal interest to maintain it. Meanwhile, five recipients from Beijing, Taipei and the US received 50,000 to 100,000 yuan Eileen Chang research grants.

Recently, The Collected Private Sayings from Eileen Chang, which includes a large number of pictures,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s that back up Soong’s version of events, attempts to deflect attacks that the works are being published against Chang’s will, infringing privacy for profit.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上)

《張愛玲私語錄》中提到了一段往事:那是一九五七年,張愛玲編劇的一齣電影《情場如戰場》在香港上映,她的好友鄺文美在電影公司「電懋」旗下的《國際電影》雜誌,以「章麗」署名,撰文〈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為電影宣傳。用通俗的術語說,那篇文章是一篇宣傳稿,俗稱蛇稿,又稱鱔稿,是推銷行為的一項文字產物。這篇「蛇稿」刊登了之後,張愛玲回信戲謔說,即使那是鄺文美次佳之作,也已經十分滿意。如張所言,寫這種文章,的確「看如容易卻艱辛」。

筆者以前在音樂製作及傳媒機構工作過,頗認識寫鱔稿這個工種。我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用過很多連自己都記不清楚也不敢相認的筆名,在大小報章、各類期刊寫我公司產品的推介文字。這些蛇稿,一個人就算懂得撒豆成兵地化出很多筆名去寫,大概還會寫得很單一和很片面,於多角度和多趣味上常覺力有不逮。所以,我其中一項職責,便是帶備產品,拜訪報章雜誌的專欄作者,請求他們為音樂產品做點「評論」。

這些專欄作者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頗寬和的,如果產品不太爛,他們都會在專欄寫寫,給你的產品曝曝光,語氣不慍不火,反正他們也要找題目去爬格;另一類作者比較性格強悍,個性鮮明,要讚要彈,都是他們自己的神聖領域。

老實說,組織寫宣傳稿這個工種,雖然暱稱劏蛇、劏鱔,但依然有些底線要守,某些高地要立的。譬如是,寫推介文字,怎都要找些賣點、取些新穎角度、引申一些趣味等等。老一輩的娛樂記者和專欄作者,很多文筆都好,性情也很寬和仁厚,有些和歌星、影星等知名人士還樹立起很好的交情,遇上知名者發生了難堪的事,他們也可以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底下,不用打起「讀者有知情權」的幌子,來做剝削性的暴露。這是我認識的香港和諧年代。

2010年11月30日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下)

從某些日子開始,擺平輿論,變成了各行各業的共通訴求。這些行業,由最頂的包括了政府、公營機構、服務機構、慈善機構、大企業;中至消費品牌、服務品牌持有人、個別社團;下至小本經營、迫不得已而成為了曝光人物的個別人士,包括意外地出了風頭的人物和迫不得已成為了苦主的新聞人物。

這般現象,大概便因為資訊載體過度膨脹而引致的大勢所趨。

我在九十年代有段很長的時間做了機構人,每天都有同事將當日有關筆者機構的新聞剪報放到我桌上便覽,為防疏漏,自己還會花很多時間速閱十多份報章期刊;遇上不利流言,要想方設法擺平,當然會成為分內的事。後來我真真正正地體驗到,中國人是一個怕是非的民族。所以,那些喜歡算命的人,總要多問一句,他有沒有是非、有沒有小人。那是一種關乎國情的「特產」。

暢所欲言而又能言之有物,文字生動而又流暢可人,那大概已經成為了一種舊價值。一九五七年,應該是鄺文美的文字走運的一年,這麼多年後,一篇蛇稿仍然可以挺拔,為研究一代小說家提供了鱗光片羽的資料,並且以其流暢悅目的文筆,看如容易卻艱辛地可堪閱讀。

新世紀一方面要擺平輿論,另一方面卻迅速地捨棄文字和語言。我在所住的地方到鎮上走走,一條街頭到街尾的食肆、小食店,幾乎每一家都有張貼報章傳媒為他們劏鱔的剪報。語言貧乏變成了時代特色,譬如說,推介飲食的節目和文章,會說食物很有口感、很爽口、食豬有豬味(難道會有東星斑味?)。

墨西哥籍導演艾力謝高.高沙里斯.依拿力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於二○○六年拍了一套《巴比塔》(Babel),談現代人溝通的失效,頗受推崇。香港是一個商務社會,行銷是日常生活,只是每個年代,便用上不同的推銷語言和行銷風格,我只是覺得,就算只是商務溝通,我們也愈來愈住進了巴比塔。.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He’s been exploring the way of Chinese microblogging by carefully crafting his wording with a punch line.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Long-time aficionados of Chinese media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influential EastSouthWestNorth (ESWN) blog founder Soong, who’s dedicated much of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ife to diligently providing English-language analyses of domestic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s.   张爱玲与我父亲同岁。我父亲还健在,而张爱玲去世已十五个年头。父亲除了耳背之外,其他健康指标尚属于美国的“三快”标准,即“说得快,吃得快,走得快”。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标准,现在又加了“两快”,即“拉得快,睡得快”。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上海居住,却对张爱玲一无所知,见我言必称张,命我 “且拿一本她的书来看看”。看过之后,未置可否,只说他们当时只看鲁迅茅盾一线的。父亲见我书柜里一排周作人的书,鄙夷地说了两个字“汉奸”。从此父子之间的交谈仅类乎“今天天气”及“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亲情尚若此,不相干的人无稽谩骂“张周”,我只觉得他们浅薄,认为他们没资格。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张爱玲,真不是受了别人的聒噪。我也是像胡某人一样,读了张的句子,“不觉身体坐直起来”,区别只是胡某人瞧的是《天地》上的《封锁》,我是《杂志》上的《金锁记》。张爱玲写月亮,我认为是白话文第一人:“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句子,那些与朵云轩在一个城市的学者教授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与主张无关,与才华有关。张爱玲的这段同样精彩无比:“秋夜,生辰,睡前掀帘一瞥下半夜的月色,青霜似的月色,半躺在寒冷的水门汀洋台栏杆上。只一瞥,但在床上时察觉到重帘外的月光,冰冷沉重如青白色的墓石一样地压在人心胸上。亘古的月色,阅尽历代兴亡的千百年来始终这样冷冷地照着,然而对我,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已经像墓碑似的压在心胸上。”(《张爱玲私语录》)

  尽管够好了,可是张爱玲还要求更好:“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小团圆》)

  水晶先生曾与张爱玲有过一夕谈,“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作家,第一要紧是想象的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第二要紧是描述的能力(这也几乎是不能大器晚成的),第三要紧是不能是政治型作家,作息时间是次要的因素。周作人是不熬夜的,他说: “从前无论舌耕或是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之后就只打算睡觉。”他还说:“不喜‘落夜’或云熬夜。我不知道是白天好还是黑夜好,据有些诗人说是夜里交关有趣,夜深人静,灯明茶熟,读书作文,进步迅速,我想那一定是真的。”(《夜读的境界》)周作人说的“交关”是上海话,是“很”和 “非常”的意思。

  张爱玲没有拿过中国人发的薪水,生活靠的全是一笔一笔的稿酬,仅此一点,能做到的文人有几个——他们很体面地生活在体制内,很道德地数落着老张和张迷。张爱玲的这种谋生方式,对于维护她最看重的自尊,至关重要。她说:“有人说:不觉得时间过去,只看见小孩子长大才知道。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每到月底拿薪水——知道一个月又过去了。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经验。”宋淇很幽默地说,“现在爱玲可以靠每半年结版税知道,只是相历时间长一点。”我很久才醒悟过来,看不惯老张的人均没有幽默细胞,冷的黑的都没有,他们处处不如前辈,连丁玲都会冒出一句某某“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及“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张爱玲也有赞美面孔的妙辞——“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谁有这么荣幸被她这么夸奖?听说张爱玲连大明星李丽华的账都不买,而陶金为了李丽华差点做了蠢事。

  如果把文字当成说话的话,张爱玲要算说话刻薄不饶人的,可是她还是被潘柳黛狠狠刻薄了一回。潘柳黛当年在上海文坛的女流作家中也算一号人物吧,名气虽不及张,但也没落下多少,听说她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四才女”。潘柳黛讽刺“李鸿章曾外孙女”张爱玲——“以这点‘贵族仙气儿’来标榜她的出身”——“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张爱玲何曾挨过这样的瘪,我倒觉得老张是不怕骂的,但是像潘柳黛这么犀利的嘲讽却经不住。她的回击罕见的软绵:“她(潘柳黛)的眼睛总使我想起‘涎瞪瞪’这几字。”

  张爱玲是优雅的,洋派的优雅,优雅跟才华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水晶说:“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Bostonians)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周恩来总理的优雅是公认的,不只是在外交场合。我看过一个邢台地震纪录片,总理到灾区慰问,在风沙弥漫中安抚群众。其中有个镜头是总理一边吃饭一边指导救灾,我发现,总理大口往嘴里扒拉米饭的动作优雅之极。总理用过的碗,现在收藏在邢台地震资料馆。. Google has many special features to help you find exactly what you’re looking for. “「奶媽」是 wet nurse。有一位叫 Aim Far Chu的,初看以為 Aim Far是名字拼音,後來才知是「向遠」之意, Chu是姓。. 「一點故事性都沒有」果真是小說的致命傷?普通讀者的確有這樣謙卑的要求,《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文字與前三分二判若雲泥,他們可不計較,一心掛住追看寶哥哥和林妹妹的下場;寫流行小說的作家天天奉旨製造奇情,務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然也認為不好有三無故事為大。可是我們都知道,小說基本上有 romance和 novel之別,各有各的規則和標準,拿衡量重量的儀器評估長度,根本捉錯用神。亦舒以零敘事為理由釘死《相見歡》,只不過顯示她創作觀的淺窄,有點像麥當娜水過鴨背聽了一次瑪莉亞卡拉絲唱《 Casta Diva》,就咿哇鬼震疾呼「好惡頂呀,冇 disco beat嘅,唔該收聲啦阿婆」,你要和她計較,必須由歌劇入門講起,太費時失事了。何況,倪女士不是說「世界原屬於早上七八點鐘的太陽」嗎,有心機和閒情,倒不如去大專開堂課,莘莘學子就算在班房大被同眠,起碼交足學費。. Although his website has long been blocke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Soong was speaking in defense of a different project at One Way Street Library Beijing, Saturday: clarifying his intention in publishing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acclaimed Chinese writer Eileen Chang, despite growing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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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是張愛玲與宋淇、 鄺文美的 書信選錄。首三部分其實只概括了他們友情的頭廿年,一九七六年後,彼此雖尚有廿年交往,宋、鄺二人卻再無片言隻語發表。所以我決定從家藏的六百多封信函 ( 一千四百餘頁,超過四十萬字 ) 中編錄部分內容,輯成此書的最後一個部分:選取的信札始於一九五五年張愛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蓋了他們交往的各個時期,而所編選的內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為主。看這些信,你也許會驚嘆朋友竟可互相信任到這個程度: 例如一九八七年有幾封關於〈續集自序〉的信,就證明那所謂“自序”原來由宋淇代筆,張愛玲只輕輕改動了一兩字。你有這種朋友嗎?.   宋以朗称,此番《张爱玲私语录》收录的301条语录是张爱玲语录完全版,再无“存货”。研究这些语录,宋以朗表示,不但可以了解她的真性情,还可以窥见张爱玲的写作习惯。比如“一个人死了,可能还活在同他亲近爱他的人的心――等到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没有了。”这最早是1955年张爱玲的一段语录。1965年,她把这句话以英文形式写入了《the book of chang》。类似的句子在1976年的《小团圆》里也可以见到。“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甚至在1993年的《对照记》还有这个句子。. “Weibo is the future, instead of blogging,” he predicted. 張愛玲「妒忌」林語堂、覺得他「不配」,或可視為酸葡萄心理的反射。除了海棠無香鰣魚多骨外,張愛玲終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語堂那樣靠英文著作在外國領風騷。她從小就立志當雙語作家。十八歲那年她被父親 grounded,不准離開家門。病患傷寒也不得出外就醫,如果不是女傭使計幫她脫險,可能早丟了性命。康復後,愛玲把坐「家牢」的經過寫成英文,寄到英文《大美晚報》( Shanghai Evening Post)發表。編輯給她代擬的題目是:〈 What a life. 《出版之門》2011-06-27報道:由香港電台文教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出版總會聯合主辦的“第四屆香港書獎”,6月24日下午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聽舉行頒獎禮。大會共表揚11本2010年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書籍;另外,由公眾於2011年5月4日至6月1 日以網上或郵遞方式投票選出 “我最喜愛年度好書”的環節,共有約一千人參與,結果由《八十後運動──香港新青年革命》以189票獲選。

據介紹,於2007年1月開始舉辦的“香港書獎”,旨在推動優質閱讀,香港讀者提供一張全面的書單,表揚優秀的中文出版書籍。經17位專業評審從329本被提名書籍中選出11本獲得“第四屆香港書獎”的中文書籍為:林匡正的《八十後運動──香港新青年革命》(次文化有限公司)、潘毅、盧暉臨、張慧鵬的《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潘慧嫻的《《地產霸權》》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的《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叢書》(一套11冊,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何鴻毅家族基金)、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麥田出版)、北島的《城門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高耀潔的《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增訂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的《張愛玲私語錄》(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的)、丁新豹的《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盧瑋鑾、熊志琴 (訪問) 熊志琴(紀錄)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Meanwhile, five recipients from Beijing, Taipei and the US received 50,000 to 100,000 yuan Eileen Chang research grants.    当时我只知道收入《小艾》删改稿的《余韵》及时出版、《余韵》书前发表了张爱玲《关于〈小艾〉》手迹(摘自1987年2月19日致宋淇信,此信《私语录》未选摘)和《〈余韵〉代序》实际出自宋淇之手,完全不知道宋、张之间为此反复讨论,宋淇夫妇为了张爱玲作品的传播和文坛影响,再三斟酌,煞费苦心;更不知道张爱玲《续集》的出版也与此有关,书前的《自序》其实也是宋淇代笔,只有《自序》起首制版的手迹“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来的意思。虽然并没有修正过,近年来写得很少,刊出后经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才是张爱玲自己的文字。有趣的是,宋淇认为拙作评《小艾》文代表了“大陆方面的态度”是一个“计谋”,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对张爱玲佚作感兴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只是在表达我个人的观点而已。数年之后,宋淇复长信热情回答我关于宋春舫藏书下落的提问,想必对我的身份已经了然。然而,时隔二十多年,我仍应为自己无意中给张爱玲和宋淇夫妇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深感抱歉,同时也要为此举客观上促使了张爱玲《余韵》和《续集》的问世而深感庆幸。

  《私语录》的出版是张爱玲遗稿和佚著整理出版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表明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诚然,此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能在《张爱玲语录》中注明宋淇当年所辑录的部分以示醒目,但此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开启了张爱玲研究的新空间,积极意义不容置疑。它也再次提醒我们,现存绝大部分张爱玲传记包括评传都必须重写。. 除了為她提供了創作靈感外, 香港也為張愛玲帶來她下半生兩位最好朋友,宋淇和鄺文美夫婦,也是因為他們的緣故,張的三部自傳小說,還有收錄在《對照記》的《異鄉記》等精采的散佚作品現在才得以出版。宋淇(Stephen Soong)筆名林以亮,在香港電影界、翻譯界均有成就, 曾在香港電懋任職監製,為張愛玲覓得編劇的工作,留下多部電影作品。其後他幾乎是張的義務經理人,促成她在87,88年出版《餘韻》和《續集》,證明她「還在好好地過日子」(《續集》自序),前者的代序是他執筆,連後者的自序也是他代筆為張寫,免得她不知拖到何時,他在給皇冠編輯的信中談到此事,說「否則遙遙無期,大家都給她吊在半空.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

  十几年前,张爱玲热最甚的时候,两岸三地出了很多书。那时候,《小团圆》还不为世人所知,诸多情感写手逮着机会,狠狠地消费了一把张爱玲,对张爱玲去国之后的境遇与感情生活大书特书。台湾出版的几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因为有诸多真实的交集,以及面对面的访问,诸如王祯和、水晶、戴文采、潘柳黛等人的相关文章,有些阅读的价值。但这时候的张爱玲与世人还是相当隔膜的。即便是王祯和等人的回忆式文字,也都是断章,尽管与张爱玲有丝丝缕缕的关切,依然无法全面细致地还原她的面目。

  五年前,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推出了《小团圆》,一石千浪,很是热闹了一把。人们主动忽略了作为小说的《小团圆》,而不由自主地将它目为她的自传。两岸三地围绕这本书,诞生出很多索隐大师。一直到《张爱玲私语录》面世,七嘴八舌的声音才小了很多。大概因为这本书让世人看到张爱玲细碎日常的生活,辛苦、心酸、快乐、奔波这,也许出乎很多张迷的想象。

  张爱玲1952年7月离开大陆,是年底,因应聘美国新闻署香港新闻处的翻译岗位,结识宋淇、邝文美夫妇,相交近40年。在张爱玲1955年秋离港赴美后,他们便开始漫长的书信往还。《张爱玲私语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张爱玲与宋家的书信。书里的第一封信写自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刚刚离港,内容是自己的所见所思,以及乍然分手时的感伤,“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在众多的书信中,还有更多更细的小女人的一面,比如她总是礼貌地问候收信人的生活、身体、健康、工作的烦忧、家庭的境遇,得体、仔细、不惮繁琐。能创作精巧、凛冽的作品的那个传奇女作家不见了,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中与爱人相顾无言的民国女子也不见了,生活让她自觉还原成一个为琐事一再叮咛的小女人,为省100美元愿意拖延到一周后航班的小女人一个愿意照顾友情而变得温婉的张爱玲,一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却很乐意与朋友分享快乐与成就的张爱玲。

  这真令人感觉惊奇,好像我们就住在她家隔壁,对她的日常生活几乎一目了然(我相信所有的张迷都会像我这样,且惊喜且着迷)。她对服装很讲究,哪怕在她最困顿的岁月,也没有停止过对服装的要求。而在她得闲并且经济略微宽裕时,买衣服做衣服成了书信的主题,她耐心而仔细地在信中画出服装的图案,并标明尺寸,拜托宋太太买料子、找裁缝、改腰身

  求人办事的张爱玲一点也没有拒人千里的架势了,她兴致好的时候,写信像闺蜜一般的絮叨。这与她晚年拒不见人甘于寂寞判若两人。事实上,1956年初秋她与赖雅结婚,直至1967年10月赖雅去世,其间,张爱玲对文学依然充满了企图。在她最艰难的1960年代初,她的创作刻苦而勤奋,并且坚信自己会在某一刻时来运转。

  在1956年8月19日的信里,张爱玲告诉邝文美,她与赖雅结婚了。张爱玲牛在哪里呢?除了她的作品、才华,其实也体现在她对婚姻的选择上,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邝文美:“(赖雅)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人物之间的算计与市侩,常见大师手笔,但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却异常的盲目。与赖雅做夫妻的11年,恰好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窘迫最贫穷的岁月,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开始出版她的系列作品,张爱玲的经济状况从此好转。

  到了1970年代,50岁的张爱玲与比她大一岁的宋家夫妇不约而同地面临着病患之苦。他们之间的鸿雁往来更多地是谈病、谈手术、谈为彼此的担忧与揪心,并且通信开始变得稀疏。大约张爱玲自觉老境已至疏于动笔了。《张爱玲私语录》 从诸多的侧面反映出敏感、细致、有人情味的张爱玲,却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侧重于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关于张爱玲创作与生活的信札没有收录在内。这真令人遗憾,据说还在整理中,日后也许能见到。. Begun by Soong with a seven-member judging panel, the five-year project will encourage more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ang, with a million yuan fund.   我們都需要聆聽者,但溝通的方式漸漸因為媒介而改變了,繼而影響其內涵,例如每條微博的字數,都不能多於140字,在資訊太多時間太少的現世下,誰好意思讓身邊的人聽太多嘮叨?不像老好的從前,友儕間的閒聊會被珍而重之地抄錄在筆記簿上,流傳到下一代,連同四十萬字的書信成為出版的材料。當然,有這樣的能耐也只因她是張愛玲,而她又有一對知心好友—–宋淇先生和鄺文美﹝Mae﹞女士。
  
  雖然書的封面有點醜,《張愛玲私語錄》仍然有巨大吸引力,正因為書名中的「私」字。大作家私底下是怎樣的人?除了作品建構的世界外?她活在怎樣的真實?從書的兩部分:「張愛玲語錄」和「書信選錄」,加上宋淇夫婦曾撰寫的有關張愛玲的文章,讀者瞭解到一段情誼如何靠書信維繫,更深深進入對方的生命,互相依賴,成為情感和繁瑣的日常事務的出口。
  
  張的聰明眾所周知,通通都展現在短而精的語錄裡,這亦是Mae的功勞,要多細心才能從無數的語句碎片中精選出有意思的?叫人意外的倒更是那些信扎,令人感受到張愛玲的「暖」。她對Mae幾乎是深情的,相對於她總超然地冷眼看待自己書中的主角,張愛玲卻對宋淇和Mae二人從不吝嗇地表達關愛,透過她最擅長的文字,她時時關心,事無鉅細地關懷。
  
  我尤其喜歡讀到她們錯過對方來信,又補多一封的浪漫,這情懷在現世差不多已經消失了,包括那種情感往返都變得稀罕,它總共橫跨了四十年。
  
  信中的內容,除了出版與公務的安排,就如張愛玲所言:「我老是在腦子裡聽見自己的聲音長篇大論告訴你這樣那樣。」都是她的內心獨白,綿長而溫情的話語,隨著信扎飄洋過海,使這三位文人在充滿病痛和苦難的人生中,成為大家的支柱。我更瞭解到宋淇夫婦為了推動張愛玲作品所做的付出,不難明白張愛玲原何如此珍重這段情誼。.   《张爱玲私语录》之后,宋以朗还透露了剩余张爱玲遗稿的出版计划。2010年9月将在台湾和香港出版《 The Book of Change 》和《雷峰塔》、《易经》。2011至2012年则计划出版张爱玲的书信全录,预计3卷。此前,在2010年的4月和5月,还分别出版了《异乡记》和英文版的《雷峰塔》。宋以朗表示,密集出版是为纪念张爱玲诞辰90周年。据悉,一系列的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最具看点。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上)

《張愛玲私語錄》中提到了一段往事:那是一九五七年,張愛玲編劇的一齣電影《情場如戰場》在香港上映,她的好友鄺文美在電影公司「電懋」旗下的《國際電影》雜誌,以「章麗」署名,撰文〈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為電影宣傳。用通俗的術語說,那篇文章是一篇宣傳稿,俗稱蛇稿,又稱鱔稿,是推銷行為的一項文字產物。這篇「蛇稿」刊登了之後,張愛玲回信戲謔說,即使那是鄺文美次佳之作,也已經十分滿意。如張所言,寫這種文章,的確「看如容易卻艱辛」。

筆者以前在音樂製作及傳媒機構工作過,頗認識寫鱔稿這個工種。我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用過很多連自己都記不清楚也不敢相認的筆名,在大小報章、各類期刊寫我公司產品的推介文字。這些蛇稿,一個人就算懂得撒豆成兵地化出很多筆名去寫,大概還會寫得很單一和很片面,於多角度和多趣味上常覺力有不逮。所以,我其中一項職責,便是帶備產品,拜訪報章雜誌的專欄作者,請求他們為音樂產品做點「評論」。

這些專欄作者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頗寬和的,如果產品不太爛,他們都會在專欄寫寫,給你的產品曝曝光,語氣不慍不火,反正他們也要找題目去爬格;另一類作者比較性格強悍,個性鮮明,要讚要彈,都是他們自己的神聖領域。

老實說,組織寫宣傳稿這個工種,雖然暱稱劏蛇、劏鱔,但依然有些底線要守,某些高地要立的。譬如是,寫推介文字,怎都要找些賣點、取些新穎角度、引申一些趣味等等。老一輩的娛樂記者和專欄作者,很多文筆都好,性情也很寬和仁厚,有些和歌星、影星等知名人士還樹立起很好的交情,遇上知名者發生了難堪的事,他們也可以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底下,不用打起「讀者有知情權」的幌子,來做剝削性的暴露。這是我認識的香港和諧年代。

2010年11月30日

十一月登場

葉漢良
從《張愛玲私語錄》談起(下)

從某些日子開始,擺平輿論,變成了各行各業的共通訴求。這些行業,由最頂的包括了政府、公營機構、服務機構、慈善機構、大企業;中至消費品牌、服務品牌持有人、個別社團;下至小本經營、迫不得已而成為了曝光人物的個別人士,包括意外地出了風頭的人物和迫不得已成為了苦主的新聞人物。

這般現象,大概便因為資訊載體過度膨脹而引致的大勢所趨。

我在九十年代有段很長的時間做了機構人,每天都有同事將當日有關筆者機構的新聞剪報放到我桌上便覽,為防疏漏,自己還會花很多時間速閱十多份報章期刊;遇上不利流言,要想方設法擺平,當然會成為分內的事。後來我真真正正地體驗到,中國人是一個怕是非的民族。所以,那些喜歡算命的人,總要多問一句,他有沒有是非、有沒有小人。那是一種關乎國情的「特產」。

暢所欲言而又能言之有物,文字生動而又流暢可人,那大概已經成為了一種舊價值。一九五七年,應該是鄺文美的文字走運的一年,這麼多年後,一篇蛇稿仍然可以挺拔,為研究一代小說家提供了鱗光片羽的資料,並且以其流暢悅目的文筆,看如容易卻艱辛地可堪閱讀。

新世紀一方面要擺平輿論,另一方面卻迅速地捨棄文字和語言。我在所住的地方到鎮上走走,一條街頭到街尾的食肆、小食店,幾乎每一家都有張貼報章傳媒為他們劏鱔的剪報。語言貧乏變成了時代特色,譬如說,推介飲食的節目和文章,會說食物很有口感、很爽口、食豬有豬味(難道會有東星斑味?)。

墨西哥籍導演艾力謝高.高沙里斯.依拿力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於二○○六年拍了一套《巴比塔》(Babel),談現代人溝通的失效,頗受推崇。香港是一個商務社會,行銷是日常生活,只是每個年代,便用上不同的推銷語言和行銷風格,我只是覺得,就算只是商務溝通,我們也愈來愈住進了巴比塔。

「一點故事性都沒有」果真是小說的致命傷?普通讀者的確有這樣謙卑的要求,《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文字與前三分二判若雲泥,他們可不計較,一心掛住追看寶哥哥和林妹妹的下場;寫流行小說的作家天天奉旨製造奇情,務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然也認為不好有三無故事為大。可是我們都知道,小說基本上有 romance和 novel之別,各有各的規則和標準,拿衡量重量的儀器評估長度,根本捉錯用神。亦舒以零敘事為理由釘死《相見歡》,只不過顯示她創作觀的淺窄,有點像麥當娜水過鴨背聽了一次瑪莉亞卡拉絲唱《 Casta Diva》,就咿哇鬼震疾呼「好惡頂呀,冇 disco beat嘅,唔該收聲啦阿婆」,你要和她計較,必須由歌劇入門講起,太費時失事了。何況,倪女士不是說「世界原屬於早上七八點鐘的太陽」嗎,有心機和閒情,倒不如去大專開堂課,莘莘學子就算在班房大被同眠,起碼交足學費。. 我 孤 陋 寡 聞 , 還 當 是 自 己 獨 出 心 裁 挪 用 的 。 沒 辦 法 , 只 好 又 改 名 《 閒 書 》 。 小 說 一 般 視 為 消 閒 的 事 , 但 是 題 名 《 閒 書 》 ,
也 是 說 實 生 活 中 一 件 事 情 發 生 , 往 往 閑 閑 而 來 , 乘 人 不 備 。 小 說 摹 仿 人 生 , 所 以 我 也 希 望 做 到 貌 似 閒 適 , 雖 然 ( 寫 ) 出 的 事 也 許 也 不 是 大 事 , 而 是 激 起 內 心 很 大 的 波 瀾 的 小 事 。.   我們都需要聆聽者,但溝通的方式漸漸因為媒介而改變了,繼而影響其內涵,例如每條微博的字數,都不能多於140字,在資訊太多時間太少的現世下,誰好意思讓身邊的人聽太多嘮叨?不像老好的從前,友儕間的閒聊會被珍而重之地抄錄在筆記簿上,流傳到下一代,連同四十萬字的書信成為出版的材料。當然,有這樣的能耐也只因她是張愛玲,而她又有一對知心好友—–宋淇先生和鄺文美﹝Mae﹞女士。
  
  雖然書的封面有點醜,《張愛玲私語錄》仍然有巨大吸引力,正因為書名中的「私」字。大作家私底下是怎樣的人?除了作品建構的世界外?她活在怎樣的真實?從書的兩部分:「張愛玲語錄」和「書信選錄」,加上宋淇夫婦曾撰寫的有關張愛玲的文章,讀者瞭解到一段情誼如何靠書信維繫,更深深進入對方的生命,互相依賴,成為情感和繁瑣的日常事務的出口。
  
  張的聰明眾所周知,通通都展現在短而精的語錄裡,這亦是Mae的功勞,要多細心才能從無數的語句碎片中精選出有意思的?叫人意外的倒更是那些信扎,令人感受到張愛玲的「暖」。她對Mae幾乎是深情的,相對於她總超然地冷眼看待自己書中的主角,張愛玲卻對宋淇和Mae二人從不吝嗇地表達關愛,透過她最擅長的文字,她時時關心,事無鉅細地關懷。
  
  我尤其喜歡讀到她們錯過對方來信,又補多一封的浪漫,這情懷在現世差不多已經消失了,包括那種情感往返都變得稀罕,它總共橫跨了四十年。
  
  信中的內容,除了出版與公務的安排,就如張愛玲所言:「我老是在腦子裡聽見自己的聲音長篇大論告訴你這樣那樣。」都是她的內心獨白,綿長而溫情的話語,隨著信扎飄洋過海,使這三位文人在充滿病痛和苦難的人生中,成為大家的支柱。我更瞭解到宋淇夫婦為了推動張愛玲作品所做的付出,不難明白張愛玲原何如此珍重這段情誼。.    我们因为六封信怀疑宋淇先生帮助张爱玲的目的性,但宋以朗老师的书信展现出来的事实是——1976年之后,宋淇老师绝口不提与张爱玲的交情,以至于之后张爱玲将遗产交于宋淇夫妇处理,宋淇老师的一位好友感叹“我与你相交多年,竟不知你与张爱玲情谊”。甚至因为宋淇先生的原因,出版社的稿费透支了五年之后张爱玲仍未交出作品,也没有丝毫怨言。我们因为财产的分属去揣测邝文美女士的用意,但我们自己又是否有一位朋友,40年相交可以通信40万字,同为作家却愿意十几年如一日去记录另一位作家的言语片段?
   有人在鲁迅晚年时劝许广平记录鲁迅语录,许广平女士只做了一日,便因之繁琐而弃之。事上有比夫妇更亲近的关系吗?夫妇做不到,密友却做到了。这是怎样一种由心而发的认同和崇拜?
  
  图:宋以朗先生展示自己家里关于张爱玲传记的藏书。  在《小团圆》等多部张爱玲遗稿出版后,很多人质疑宋以朗先生的出发.   張愛玲就那麼不喜歡電話?不見得吧:
  
  「寫完一章就開心,恨不得立刻打電話告訴你們,但是天還沒有亮,不便擾人清夢。」-《張愛玲私語録•寫作》
  
  在張愛玲的小說裡頭,用電話對白串聯的情節又是何其多也?猶其是《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頭,,她甚至於連電話邊上人物的動作手勢都描述得生動若現:
  
  「曼璐只管沉沉地想著,把床前的電話線握在手裡玩弄著,那電話線圓滾滾的像小蛇似的被她匝在手腕上。」-張愛玲:《十八春》
  
  即便,祇是讀著《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頭阿小那左一聲右一聲的「哈羅?是的密西,請等一等。」讓人也會不禁失笑。張愛玲真是那麼不喜歡電話嚒?不是的,「閑話對景」很重要,然而,那一個年代對於張愛玲來說,「閑話」不「對景」的訪問者太多了,於是乎,張愛玲的不喜歡電話就成了一個故事。其實,對於當年那一個獨居異國他鄉公寓的張愛玲來說,能夠與遠在香港的宋淇鄺文美夫婦或則其他朋友經常通上一個電話該有多麼好啊。. 从已公布的张爱玲书信中我们知道,在美频繁的搬家过程中,张爱玲的作品有多部遗失,如两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1966年12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不知是什么内容,也不知后来是否补写;“正在写的一大卷稿子”搬家时丢失,庄信正疑为《对照记》的初稿,后张爱玲“凭记忆写出来”;部分《海上花》英译稿迁徙中遗失,后来的译稿全璧或为补译(后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浦丽琳女士在张爱玲遗稿中发现并出版,英文名《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张爱玲从1983年到1991年因虫患频繁搬家,有一段时期是几天换一个汽车旅馆,随身东西大量丢弃,其中也不乏文稿,所以才有台湾记者戴文采淘垃圾之举。如果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安定些,或许会有更多传世的作品吧。. Chang was highly reclusive but maintaine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Soong’s parents, Mae Fong and Stephen Soong, both living in Hong Kong, exchanging hundreds of letters after Chang moved to the US in 1955, where she remained until her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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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inkel
  2. Reinhard
  3. Grunewald
  4. A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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